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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自传体小说，这两部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艺术成就。迄今为止对这两部作品研究的着重点，大都不是在于其“能指”（纯粹的文学形式，即它们如何说），而是在于其“所指”（意义内容，即它们说了什么）。尽管如此，因为《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是以小说形式为载体，我们仍有必要先就两部作品的艺术得失进行简略的论析。
《无花果》第一章《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如此开头：“‘光阴似箭’，这话不知是谁说的，年岁益增，就越有深切的感受。不知不觉间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回顾过去自己走过的人生的路程，感其失败之多，实不胜惊异。……”《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页。这是一种倒叙结构。《台湾连翘》第一章的开头为：“我是一千九百年，系19世纪出生的，而不是生于20世纪的人，只差了一年，却感觉似乎落后了一个世纪。……”《台湾连翘》，同①，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页。这一开头虽然是自然时序即顺序结构，但又插入了“现在”时间（“而不是生于20世纪的人……”），因而实际上是一种如法国叙述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所指出的“时间倒错”（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之间不协调的形式）。时间倒错在《台湾连翘》中成为一种典型的结构，如第一章在叙述主人公小时候的见闻时，作者不时中断故事的讲述，跳到“现在”发议论或插入“现在”的内容：“光复以后已二十六年，做一个国民，非讲不可的时候，是应当勇敢发表的。可是……”“今年元旦，中国时报的社论《开国六十年元旦献词》中有这样的话……”同②，第21页。过去与现在时空的穿插交错在书中颇为自由而且自然。时间倒错带来的叙事的灵活，使《无花果》和《台湾连翘》避免了传记尤其是自传通常会产生的沉闷之感，而得现代小说无拘无束之叙事之长，始终以一种鲜活的感受召唤着读者。
然而，两部作品艺术上的缺陷同样也很明显。首先仍然是语言问题。两部作品都是先以日文写成，再翻译成中文。钟肇政谈到《无花果》与《台湾连翘》的翻译时说：“如今我已想不起这本书是全由我迻译的，或者请吴氏分摊一些给别的同仁，不过至少可以说，一大部分是由我译出来。”“……问题是这翻译（《台湾连翘》）的工作，实在叫人头痛。因此我只好硬着头皮，请他把文稿分散，多叫几个人帮忙。我不知道他另外找了谁，我熟悉的朋友当中，林钟隆、郑清文、江上等人都是翻译好手，很可能都被央请参与了这件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个时候他交出来的稿子，大约只占全书的一半而已。至于我承担的是哪一段，如今也无从查考了。”《台湾连翘》最后的第九章至第十四章，才是由钟肇政单独译出。钟肇政：《铁血诗人吴浊流》（“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一部作品如此问世，实在令人感叹不已。我们除了对作者深表同情之外，对作品进行语言形式分析的愿望，恐怕已大打折扣了。
如果借用西方当代叙述学关于“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概念，《无花果》的故事时间自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台湾起至1947年5月，作者的叙事时间则止于1967年12月。《台湾连翘》的故事时间自1900年起至1974年12月即该书的完稿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终点相一致。表面看来，《台湾连翘》的故事时间似乎比《无花果》延长了27年，但前者叙述的重心与后者仍是大同小异，即集中于后者的故事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两部源于同一作者的自传体小说出现这种情况，注定了其题材和主题的惊人的重叠或相似。相对于《无花果》而言，《台湾连翘》是一个作家的自我重复（而且不仅是风格上的），从艺术的创新品格而论后者很难被视为一部成功之作。诚然，由于《台湾连翘》完成于七年之后，它比《无花果》素材更丰繁，观察更细微，思考更深入。
现在我们来看《无花果》和《台湾连翘》说了什么。其实，两部作品的“故事”，已大都见于本书的第一章。前文已提到，对两本书所反映的作者生平经历的真实性，吴浊流的研究者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当然，这是就大体而言，一些细节有出入，我们只能以小说笔法视之。目前为止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作者的写作动机及与动机有关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认同等问题方面。我们认为这的确是《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研究的关键所在。
吴浊流连续写出这两部内容大致雷同的作品，其动机乃是欲留下一份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个人记录。《无花果》第一章在叙述主人公经历之前即作了这样的交待：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路程虽然平凡，但也逢上了几个历史上的大事件。第一次大战，台湾中部大地震，第二次大战，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等便是。前四事已有很多文献与记录，我想用不着我再费心了。然而，其中，对于二二八事件，却不能不有所反省。
最近痛切地感到的是，当时的新闻记者，一年比一年减少了。即使尚在人间的，不是转业就是隐居，几乎都已和笔绝缘。视野比较广阔的新闻记者如果不执笔，将来这个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
在二二八事件已过去二十年的今天，忘却的固然不少，也有无论如何不能忘怀的，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想追忆着这些不能忘怀的心影，把我所见所闻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写出来。
…………
但是，要了解这个事件的真相，无论如何，非探求其远因不可。没有了解它的远因而要捕捉事件的根本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这根本，就有检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境遇的必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2页。
从以上引文中可看出，在《无花果》与《台湾连翘》作者的意识中，二·二八事件与其所认为的“远因”是分不开的。没有这“远因”，就不会发生二·二八事件；认识不到这一“远因”，也就不可能认识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因此，评价这两部作品，既应看到其从个人目击的角度记录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证言意义，也应顾及作者对事件“远因”的分析与对事件真相的理解所蕴藏的内涵。吴浊流执著地在七年间写出内容大同小异的两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述说生平，而是试图通过对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再回忆、剖析和反省，来“检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境遇”，来探求和解释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吴浊流所谓“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境遇”，其实包含了对台湾人的性格特征和内心状态等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和揭示。在吴浊流的笔下，台湾人民大都是汉民族的移民，许多是在明清时代或是逃亡、或是在大陆志不得酬而来台，因而最富于反抗精神。《无花果》第一章以《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为标题，决非偶然。作者从日本占领台湾初期所遇到的顽强武装抵抗来论证台湾人民对侵略者的抗争意志。这种抗争意志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民爷”精神，一是对祖国的爱。“义民爷”是现在奉祀在义民庙的神灵，是为保卫村庄而战死的英雄。由于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义民爷”的精神不知不觉地流灌进台湾人的血液中。“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吴浊流这样分析自己和台湾人心中的祖国观念：
这祖国爱，因为是抽象的，观念型的感情，用言语是不能说明的。现在就把我的生平做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它吧！我在明治三十三年，也就是日本领有台湾后第五年出生，完全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没机会接触过祖国的文化，似乎不会有祖国的观念，但是，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凭理论来解释。
眼不能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