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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这篇，是透过他（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的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日、台人、中国（大陆）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不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
（《本书概略》）《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0页。
引上述文字作为论点和论据者说：“吴浊流在其日文版的自序和中文版所附的《本篇概要》已经很清楚的将其个人的创作动机，胡太明的形象及其生命历程和全书的主题都作了交代。”“综合上述两段文字，作者的意思很明显：《亚细亚的孤儿》是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胡太明是被殖民的台湾岛上被歪曲的历史的牺牲者，他为了寻求寄托，憧憬理想而在台湾、日本和大陆之间飘泊，结果其所追求和憧憬的对象都反过来打击他，再加上战争的残酷，逼得他不能不发疯。而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自序所说的要‘讲究逃避’的方法，以免被弄歪曲的历史再反复加害于人。”“吴浊流以上引文虽然没有用‘孤儿意识’一词，对胡太明此一情结的描述已相当清楚。”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版，第141页。然而，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讲究逃避”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是所谓“下落不明”、“投向更惶惑、更凄绝的茫然”里？还是逃到大陆参加抗战？二是，上述两段文字，乃至整篇《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是否作者对《亚细亚的孤儿》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完整阐述？从以上引述的台湾论者的几段话里我们找不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论者倒是给出了现成的，即《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已经很清楚的将其个人的创作动机，胡太明的形象及其生命历程和全书的主题都作了交代”。对第一个问题，因申论者语焉不详，故我们无法讨论。对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说的是，《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不是作者对《亚细亚的孤儿》主题和胡太明形象的完整阐述。“讲究逃避”论者仅注意了吴浊流的《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却没有留意吴浊流的其他文本所表现的作者风骨、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及有关《亚细亚的孤儿》的解释。如在《我最景仰的伟人》《罗福星的诗与人》《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等随笔中，吴浊流就表达了对祖国大陆、台湾革命志士和抗日英雄的景仰之情。他为之树碑立传的罗福星，是“主张解放台湾复归祖国”、“捐躯为复旧山河”的台湾抗日英雄；他在临去世前两个月写出的《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一文所歌颂的蔡清琳，是以“与祖国军协力赶走日本鬼”作号召而起义的台湾抗日烈士。在该文中他还写道：“我想建议在此（北埔秀峦山）建立一个抗日志士祠或纪念碑，来纪念姜绍祖与当时客家抗日义民、蔡清琳及北埔事件的牺牲义士，归祖国参加抗日牺牲志士邹洪、彭盛木等合祀一处，永留纪念。但际此媚日时期，近视眼尤多，此建议谅难实现。”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7页。而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他谈到了为何要将小说原名《胡志明》改为《亚细亚的孤儿》以及原书名的寓意问题：“因为《胡志明》这个书名，巧合人名，恐被误会而不得不改的。原来我命此名很多寓意，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像五胡乱华一样被胡人统治，又台湾人是明朝之遗民，所以要志明，此明字是指明朝汉族的意思，而且这个胡字可通何字，所以可以解释‘怎不志明’呢？”同①，第63、64页。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不是“孤儿意识”而是以祖国意识为归宿的“孤儿意识的克服”，才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这番话对我们理解《亚细亚的孤儿》主题、胡太明的形象和最后归宿提供的信息应不亚于《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在引述作者的话来作为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时，应该注意当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间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文体间性”、“互文性”）问题，即文本之间的交互指涉。不仅作者创作的本文与他人作品构成间文性，而且同一个作者的不同文本之间也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互相指涉。构成一部作品的语境的不只是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也不只是同一本文内的上下文，而且还包括同一作者的不同文本所编织的话语网络。只有通过作者的不同文本所构成的话语空间去理解每一个具体的本文，才能达成更接近于作者原意的阐释。
当我们将反抗与认同确定为《亚细亚的孤儿》的主题，将胡太明逃奔大陆参加抗日战斗确定为主人公的最终归宿之后，我们再回头阅读小说第一章《苦楝花开的时节》，映现于我们眼帘中的胡老人带着九岁的孙儿胡太明翻山越岭前往云梯书院学习汉学的情景，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感悟和发现：《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呼应着开头。它以胡太明学习汉文始，以胡太明逃归大陆投身抗战终，体现了一种对圆满结构与和谐风格的追求。
确实，在现象学美学、解释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问世之后的今天，读者对作品意义最终完成的创造性参与得到空前的强调。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没有人能声称他的解释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就连坚决主张作者的意图才是解释文学作品“真正的鉴别标准”，并为此与伽达默尔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的美国学者赫施，也承认“在知识和学术领域则决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专断的最高法院”。［美］赫施：《解释的有效性》；转引自［美］却尔（P。D。Juhl）：《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中译本（吴启之、顾洪洁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第19页。文学想象是作者的想象，也是读者的想象。但是，想象的差异并不同时意味着否定共性的存在。因为与所有的文化想象一样，文学想象也是人的生理自我与社会经验所生成，它们共享着人类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而共性就凝聚于这些观念和传统之中。因此，对共性的承认是承认差异的前提，对作者的写作沉淀着人类社会某些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确信，也是读者的创造性解读的前提，否则，人们连简单的阅读都无法进行。由于共性的存在，人们根据一定的解释范式和文学程式，可以分辨出哪些阐释更合理，或更接近和符合作者的原意。我们之所以强调从解释范式和文学程式入手，是因为“范式所对应的是人类生理或心理上的某种‘倾向’，而且人们越接近一种绝对纯朴的状态，这种对应关系也就表现得越充分。归根到底，它们必须对应于一种基本的人类的需要，它们必须得产生意义和提供安慰”。［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中译本（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初版，第41页。不仅解释者需要通过一定的范式进行解释，而且作者也是根据一定的范式从事创作。本书对《亚细亚的孤儿》的主题和结尾的阐释，是以接近作者原意为目标和方向的。诚然，理解者对一个文本的理解，可能并且应该达到比文本作者更好的理解。巴赫金认为，“深刻有力的创作，多半是无意识而又多涵义的创作。作品在理解中获得意识的充实，显示出多种涵义。……创造性理解在继续创造，从而丰富了人类的艺术瑰宝。”但他又指出，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首先应达到文本作者本人对它的理解，“第一个任务——是依照作者本人的理解来领会作品，不超出作者的理解。解决这一任务是十分困难的，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资料。”“第二个任务——是利用自己时间上和文化上的外位性。把作品纳入我们的语境（对作者来说是他人语境）。”［俄］巴赫金：《1970——1971年笔记》（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405、409页。他认为这两个任务是理解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科学研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