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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不像京都那样静谧，是一个容易使人神经疲劳的都市。不过，那儿的人们却很温文。胡太明在任何地方向人问路，他们都热心地、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而且他们说话的口气，也决不像台湾的日人那样粗鲁。连警察看来也很和气。《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86、87页。
胡太明的上述见闻和感受也许的确是“真实”的。这些见闻使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油然生出羡慕之情。然而，他并未清晰地意识到，日本愈“美丽可爱”，愈显出台湾的“丑陋”和悲惨。日本人的“良好的品格”、“极有教养”、“优美的气质”和“温文和气”的另一面，就是对台湾人的“粗鲁”和奴役。弗朗兹·法侬如此揭穿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这种差异和对立：
殖民者的城镇建得非常牢固，全都由石块和钢筋筑成。它是阳光明媚的城镇；路面铺着沥青，垃圾箱吞噬一切丢弃的什物，包括看不见、知不道、想不出的东西。大概除了在海上之外，殖民者从来不露他们的双脚；但即使在那里，你也决不会近到可以看见它们。虽然他们的城镇的街道干净平整，甚至连小洞和石子都没有，但他们的双脚还是穿着结实的鞋子。殖民者的城镇是脑满肠肥的城镇，悠闲自得的城镇；它的腹腔总是装满好的东西。……
属于殖民地人民的城镇，起码是土著居民的城镇，黑人的村庄，麦地那式的小城，限制留居的市镇，都是一种名誉扫地的地方，居住着声名狼藉的人们。他们在那里出生，至于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出生无关紧要；他们在那里死去，至于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去也无关紧要。那是一个没有开阔空间的世界；在那里，人们一个挨一个挤着居住，茅舍也一个挨着一个搭在一起。土著的城镇是饥饿的城镇，没有面包，没有肉食，没有鞋子，也没有煤炭和阳光。土著城镇是趴着的城镇，是滚在泥沼里的城镇。它是塞满黑鬼和流浪汉的城镇。土著窥视殖民者的目光是渴望的目光，羡慕的目光，表达了他们对所有权——各种所有权——的梦寐以求：在殖民者的饭桌上吃饭，在殖民者的床上睡觉，可能的话还跟他妻子睡在一起。殖民地的人是好妒忌的人。殖民者对此非常清楚；每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总是采取守势，痛苦地判定：“他们想占据我们的位置。”这倒是真的，因为所有的土著居民天天都在梦想占据殖民者的位置，至少每天梦想它一次。［法］弗朗兹·法侬：《地球上不幸的人们》；转引自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郭燕译），《赛义德自选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初版，第77、78页。
无论在台湾和日本，这时的胡太明对殖民者的优越地位和物质生活所发出的只是一种由衷的欣羡，并由此对自己血缘的“低劣”而深深自卑。他虽然赞叹殖民者如此这般的生活，“无限地倾慕”属于殖民者阶层的久子这样“白璧无瑕的理想女性”，并渴望娶其为妻，但他的思想中尚未产生“占据”殖民者位置的明显意识。他对从事革命活动的蓝和詹不以为然，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但这并不能解决内心的烦恼。一方面他认为“如果所有的青年都投身政治而不从事学问，台湾的学术园地无疑地将会荒芜”；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否认蓝所说的有一定道理：“如果台湾青年做任何事业的先决条件，必须先解脱他们自身的政治束缚，那么台湾青年所能走的路，也就只有政治一途了。”《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90、91页。在日本，他也切身体会到作为一个台湾人的复杂处境和自尊心经常受到的伤害：对日本人，不能暴露自己来自台湾；在中国大陆留学生面前，也不能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是台湾人。他不像蓝和詹那样具有清醒的民族意识，能认识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海峡两岸人民的离间政策造成的毒害。因此他对中国同学会主办的演讲会无动于衷。当广东留学生陈和会场里的人因他是台湾人而怀疑他是间谍时，他的自尊心再次受到打击，对自己的身份也更加迷惘了。
留日毕业回到台湾的胡太明，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望。求职受挫、爷爷气死、农场衰落，尤其是母亲被糖业公司的日本监工殴打，在他心头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开始憧憬祖国大陆。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陆显然并不是一片乐土，虽然上海女学生的美丽令他迷醉，但更震动他的是乱七八糟的现实景象：
有口衔烟斗的妄自尊大的西洋人，有庸俗而略带小聪明的日本人，有盲目崇拜西洋的女人，也有叫化子和路边的病丐……此外还有体躯壮硕但已完全去势的印度人，他们腰间挂着“盒子炮”，神气活现地守望在银行、公司和工厂的门口，如今这些人除了乖乖地替别人当忠实的“看门狗”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生路了。不过，印度人虽然还算驯良，但那挂在腰间发着黑光的钢铁杀人武器——“盒子炮”——太明因为看不顺眼，总觉得有些不舒服。《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48页。
南京人的泡澡、打牌，在胡太明看来也是一种麻痹精神的不良嗜好。游览了这座六朝古都的名胜古迹之后，他的心得是“领悟到人世间所有的努力，到头来仍不免落得空无所有”，“像以前那样整天为国家、社会的问题而忧心，该是多么愚蠢的事”。他腹诽孔子、孟子、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等这些圣贤“太过自负”，认为“人总应该有人的生活”，他下了这样的结论：“人生的幸福就是健康，以及和志趣相投的可爱女性过着和平的生活。”同①，第162页。如果是在太平岁月，这样的信条也许是正常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怀着这样的人生宗旨，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出于这样的人生宗旨，以及对大陆女性理想化的爱慕，使胡太明匆匆忙忙地与在火车邂逅的淑春恋爱结婚。婚后才发现两人志趣和性格并不相投，淑春其实是一个虚荣和轻佻的女人。胡太明对恋爱婚姻的美好理想至此实际上已破灭。
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骤使得时势变得紧张，胡太明的台湾人身份给他惹来牢狱之灾。他在学生帮助下越狱，从上海乘船回台时，发出无限感慨：“再会吧！大陆！以后不知几时再来了！”《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13页。不难理解，此时此刻这一感慨其实含着“以后再不来了”之意。大陆之行并没能使胡太明寻找到身份认同，反而是再次体会到处于夹缝中的孤儿的苦楚。
从大陆回台的胡太明，复陷入从留日归来时的种种痛苦和愤怒之中。如果说有所不同，那么就是警察、特务的频频光顾和跟踪。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暴发，殖民当局对台湾的统治更加高压和严厉。胡太明亲历了“皇民化”运动。他当保正的哥哥志刚按日式改造房子，认为红色“太中国化”，因此把家中墙壁都漆成“日本风味的颜色”，连厕所也改为日式的。家里设了神龛，夫妇二人穿着和服去参拜“神社”，一切言行都模仿日本人的样子，甚至吃的也是“日本饭”。而街上的男女青年，都不约而同地穿起“国民服”和“战时装”，台湾装和汉服则被视为“敌性”服装……所谓“皇民化”，亦即从文化上“去中国化”。这就是法侬所指出的“殖民主义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把它的统治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殖民主义不会仅仅满足于把一个民族藏于手掌心并掏空该民族大脑里的所有的形式和内容，相反，它依一种乖张的逻辑转向并歪曲、诋毁和破坏被压迫民族的过去。”［法］弗朗兹·法侬：《地球上不幸的人们》；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之《论民族文化》（马海良、吴成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初版，第277页。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的凝聚和积淀，文化既是民族的现实，也是“民族的过去”。“皇民化”运动所要摧毁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现在”和“过去”。胡太明反感“皇民化”运动，与周围卷入运动狂热的群众保持距离。他读《墨子》，思索老子、庄子和陶渊明这些古贤的人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