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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年的春联怎么样？”胡老人受宠若惊地问彭秀才道。
“不行，不行。”
彭秀才一面谦逊推托着，一面随口吟道：
“大树不沾新雨露，云梯仍守旧家风。”吟毕，又把春联写在纸上递给胡老人看。
“好极了！”胡老人赞美道：“大有伯夷叔齐的气派。”但他接着又改用感伤的语气说：“不过云梯书院的旧家风，不知是否能像你这春联所说的守得住……？”他这样嘟哝着，依依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云梯书院被封闭的话，”彭秀才黯然道：“汉学便要沦亡了！”《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2、23页。
作品还这样写了胡老人与侄孙志达的如下对话与心理活动：
“叔公！”志达乘机劝告老人道：“还是把太明送到学校里念书吧，这是时势呀！”
“无论时势怎样，学校里却学不到四书五经了！”
胡老人总是这样回答。
胡老人对于西洋文化只持一种恐惧的态度，并不怎么心悦诚服，何况日本文化不过是西洋文化的一支小流而已。胡老人心目中所憧憬着的是，春秋大义、孔孟遗教、汉唐文章和宋明理学等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总想把这些文化留传给子孙。《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5页。
小说里的这些描写颇为意味深长，它们首先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深重危机，而在沦为殖民地的台湾，这种破坏和危机是毁灭性的。尽管胡老人和彭秀才轻视西洋文化的态度并不可取也不会有效，但这种态度源自近代的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军舰大炮强行闯入中国的大门这一事实，因而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作者并不完全赞同胡老人的偏执，因此小说安排胡老人后来对西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并同意太明进公学校念书；但作者对胡老人的反抗姿态无疑是欣赏的。同时，胡老人和彭秀才对儒家文化的固守，也是一种对自我身份与民族立场的坚持。
胡老人、彭秀才对殖民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文化抵抗策略，而小说中的蓝、詹、曾和游击队长等人，则是进行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或血火交迸的武装抵抗。蓝、詹被投入牢狱。蓝出狱后做了律师，但思想的锋芒依然锐利。曾不堪忍受殖民压迫从学校辞职后，起初想走科学救台湾之道路，但后来他到中国大陆，获得了更开阔的视域，生发了更深刻的思想，最终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他深切地理解中国的现实，也理解台湾人的悲剧命运。他一边鼓励太明到大陆去，一边提醒他作为一个台湾人可能面临的困难。小说中有如下抒情式的段落：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不会信任我们。”曾把复杂的环境向太明解释道：“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却要遭受这种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可是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子’，我们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并不落人之后啊！”
…………
“老胡！建设中国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决不可轻浮急躁。你只要看扬子江，那滔滔的长流，它的流速多么惊人，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流的胸怀。”《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45页。
“空虚的理论现在绝对行不通了，”临别时曾紧紧地握着太明的手说：“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希望你赶快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选择一条自己应走的路，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你自己命运有关系的问题！”同①，第196页。
小说关于十八九岁的游击队长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从容就义的情节描写，则成为作品中的高潮之一：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师范学校。”
“你的部下有多少人？”
“……”
“你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
“要杀就杀，不必多问！”
说着，那青年哈哈地大笑起来，充分地表现出有敌无我的精神。
…………
……最后轮到那暗杀队队长处刑了。
“军属！”那队长突然用尖锐的声音向太明喊道。
太明边颤抖着走向前去翻译。
“不要刀砍，用枪决！”那暗杀队队长要求说。
“不行，浪费子弹。”
“那么，墓穴给分开吧。”
“不成，只掘了一个。”
“……”
“其他有什么遗言没有？”
“没有，那么，好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请给我一支香烟！”
他的神态非常镇定，毫无惧色，这个要求终于被接纳了。太明燃起一支香烟，塞在他的嘴里，他津津有味地吸着，口里吐出一缕缕白烟。抽完以后，他用极干脆的口气说：
“不要眼罩！我是军人！”接着他又喊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的话没有说完，又只听见“嘿！”地一声吆喝，那队长的头颅便脱离了肢体，骨碌碌地滚到沟穴中，接着肢体也倾跌下去。《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43、244页。
胡老人、彭秀才作为老一辈中国人的代表，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直坚持不合作的反抗态度，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不曾发生自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危机。小说中的蓝、詹、曾和游击队长等，是对侵略者与殖民者决不妥协地抵抗的革命者形象，他们也已不存在身份与认同的困惑。然而，他们是中国知识青年的先觉者的形象，而不是大多数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从屈辱的奴隶生涯中奋起抵抗，从颠倒错乱的生存状态中重新指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与重铸自己的民族灵魂，在胡太明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其发生是非常迟钝，其生成也是十分缓慢的。吴浊流自己就曾说过：“胡太明不能清理中产阶级个性的矛盾，一生都在苦恼中苦闷不已。这大概可以代表日人统治下台湾知识阶级的八成。”吴浊流：《睽违三年重游日本》，（台北）《台湾文艺》第47期（1975年4月）。作者也曾是这“八成”中的一员。从某种角度来看，写出胡太明这样中间状态的台湾知识分子从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对自我身份的迷惑中逐渐觉醒，最终克服孤儿意识，树立民族自信心，投身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洪流之中，这样的形象更典型、更真实和更有普遍意义。
《亚细亚的孤儿》以胡太明这一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并以许多笔墨塑写胡老人、彭秀才、蓝、詹、曾等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还重点叙写了“皇民化运动”的情形，小说实际上是从文化的镜像来透视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吴浊流生前曾一再声明《亚细亚的孤儿》不是自传，并说自己的经历有与胡太明不同的地方：一，他幼时没有进过书房读书；二，没有留学日本；三，虽然他做过小学教员，但婚前所服务的学校，都没有日本女教员，不曾与日本女性谈恋爱；四，他曾回祖国，但未曾和淑春那样美的女人在一起；五，他没有被殖民当局征作军属，派到广东去；六，他的父亲虽然也是医生，但是没有姨太太；七，他的兄弟没有人做过保正。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第159页。然而，吴浊流的经历与小说胡太明也有不少吻合或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小说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与情绪，与作者的精神信念无疑有着内在的关联。作者虽然没有加入革命运动和武装抵抗的行列，但创作《亚细亚的孤儿》时的吴浊流，对革命和抵抗的战斗已是支持和景仰的。作者与胡老人、彭秀才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蓝、詹、曾、游击队长和觉醒后的胡太明，感情上是共鸣的。在此意义上说，《亚细亚的孤儿》是作者对20世纪上半叶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探索和展现，也是对作者自己心灵的剖析和反省。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创作的偶然性。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指出：“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