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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洞其源”，皆指文字学的研究。但这种研究被夸大而为“求适于至道”，
则是由于汉学家的小天地使然。后来今文学家魏源便说乾隆中叶诸家“争治
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引）了。
章炳麟曾论到经学家的治学内容说：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
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同上）
而客观上的学术内容，则为古史考证之学，章氏又说：
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人事污隆
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流变，以此裂分，则可以
审因革。（同上）
但这也是仅备后人研究历史的开荒工作，而汉学本身却不能概尽史学。
章氏又说：
单篇通论醇美确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
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
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污隆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
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
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同上）
章氏是中国近代的汉学大师。他的主观好恶的倾向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
客观主义，是不足为训的，至于他所论汉学的内容在于一言一事的证实，则
是事实。他有一篇“与人论朴学报书”，他说汉学在于“存古，非以是适今”，
可作对汉学的合理的评价，对复古者的当头一棒。他说：
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
挽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先人手泽，贻之子孙，
虽污垢儜劣者犹见宝贵，若曰尽善则非也。“礼经”一十七篇，守
之贵族，不下庶人，皇汉迄今，政在专制，当代不行之礼，于今无
用之仪，而欲肄之郡国，浙及乡遂，何异宁人炎武欲变今时之语，
返诸三代古音乎？“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注
意此处提荀子未提孟子），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
典常，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
于先圣？。。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夫验实则
西长而中短，冥极理要，释迦是，孔父非矣，九流诸子，自名其家，
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乃者以笘籥笺注六艺，局在规蒦，而强
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
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太
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由上面讲来，汉学家的学说内容是史学的考据部分，而考据的工作首先
是把“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至于其形的流变因革则为历史家的工作。
汉学家之稽古，主观上不无以古适今的，但在客观上所谓朴学的遗产，则仅
以存古之真迹为其本色。
戴震学派的汉学，已经离开了清初学者的社会思想和民族思想（例如他
称“海寇郑成功”，见“戴东原集”卷十二“郑之文传”，这不是清初学者
的口吻），仅对于古经的古义企图得出近似的判断而已。他论郑玄说：
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者，
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贤圣之
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
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此之谓“郑学”。（“戴东原集”卷十
一“郑学齐记”）
他发展惠栋汉学的传统说：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
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
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故训明则古经明，古
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
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惠栋）先生之为经也，
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
确有据依。（同上“题惠定字先生授经图”）
因此，戴震虽然夸大了文字与义理的关系，但是，在义理的大范围中，
又想救济“由词以通道”的命题。故段玉裁记：
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
者皆庶得其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
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戴东原先生年谱”）
他在这里所以改变说法，即因为“由词以通道”的命题不能成立。他常
以唯心观点的所谓“心接”、“心遇”，身居体验，以补救他的文字学的理
论，便不是偶然的。他说：
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
无所借，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戴东原集”
卷十一“沈学子文集序”）
震尝获闻先生（叶书山）论读书法曰：“学者莫病于株守旧闻
而不复能造新意，莫病于好立异说，不深求之语言之间，以至其精
微之所存。夫精微之所存，非强著书邀名者所能至也。
日用饮食之地，一动一言，好学者皆有以合于当然之则。循是
而尚论古人，如身居其世，睹其事，然后圣人之情见乎词者，可以
吾之精心遇之，非好道之久，涵养之深，未易与于此。”先生之言
若是，然则“春秋”书法，以二千载不得者，先生独能得之，在是
也夫。（同上卷十“春秋究遗序”）
乾嘉学者的汉学成绩自有其历史地位。我们对于它的历史地位的了解，
要分清问题的主流和因此主流而派生的副产物。十八世纪的“汉学”是一种
烦琐，这种烦琐形式既和中世纪各时代的烦琐有共同之点，又和它们有区别
之点。当失掉了十七世纪学术的宏伟规模，而退隐于古字古句的钻寻的时候，
自然就要陷于中世纪的烦琐：然而清代“汉学”的烦琐并没有堕落到中世纪
的宗教领域，还保持着一定的清醒的研究态度。因此，烦琐思想的主流虽然
自康熙以至乾嘉二朝，已经被中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所利用，其间思想的
内容，已经腰斩了清初思想的人民性，因而人们埋在古典的 经籍中失去了个
性的发展，反动统治者也拿文化“开明”的欺骗，冲淡了民族压迫的仇恨：
然而也曾经产生了些功绩，即乾嘉学者的谨慎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
而普及于一般文献的史料工作。章学诚即曾说过：
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
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下）
章氏所说的“儒宗硕师”，是有他们的成绩的，他们的成绩是在于对古
代制度和音韵训故的考订，但他们毕竟是以考据的烦琐代替了道学的烦琐，
而把启蒙思想的传统歪曲了。
胡适非历史主义地认为只有汉学才配称为中国学说中的科学，这完全是
胡扯。严格地说来，所谓“专门汉学”是清代学者所用以反对“宋学”的名
称，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科学。即以考据而论，各代学术都有或多或少的
考据成分，并非乾嘉学术所专有的。而且，考据的方法也不是离开观点而独
立存在的，乾嘉学者用考据方法对某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正是以他的观点为
依据的，客艰主义的考据学是不存在的。
最后，我们还应该在这里说到全祖望，他字谢山，鄞县人，生于康熙四
十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卒于乾隆二十年（公元一七五五年）。他也是
十八世纪前叶推崇汉学的人，但他和吴皖两派都不同。
全祖望在经史研究上都很有名。他的“鲒埼亭集”是治清初思想史的最
好资料。他的经学已经脱离宋儒的范围，开始明白提出尊汉。例如他在“汉
经师论”一篇中说：
或有问于予者曰，汉之经师多矣，说者谓其徒明章句，而无得
于圣贤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刘向外，儒者无称焉，程子稍有取于
毛苌，然则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欤？汉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极其
精粹则有之，然自文景而后，或以宿德重望为一时 重，或以经世
务见用，。。子盖未之知也！夫汉兴，张苍首定律历，荀子之徒也
（治左氏），贾生通礼乐明王道（从张苍受左氏），文翁兴学校（。。
通“春秋”。。），丁宽辅梁孝王将兵距吴（治“易”），申培面
折武帝以为治不在多言（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