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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
之民为之；贩监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然而当时却把巧工商贾
等人都目为“贼”。（卷十六）
商人资本的活动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分解作用的，但旧生产方式内
部的坚固性，也对于商业的分解起着一种障碍作用。因此，马克思指出，前
人把亚洲的商业范围和意义估计得过低，后来的人又把这些范围和意义，估
计得过高（参看“资本论”，第三卷，四一一页）。明代的商业资本正要从
它的分解作用和阻碍它的分解因素来考察的。
上面我们说到明代商业的发展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起了分解作用的，然
而商人又脱离不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约束。其矛盾表现在：（一）它和农业的
经营依然结合着，特别是季节性的商业活动。（二）它和农村公社的家族组
织相结合，特别在沿海商业最繁荣的地区，这种形式更表现得突出；因此，
商人不少是以某些巨姓为首而举族外出，复把一定的利润再回投入他的乡里
的地产，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上举“醒世恒言”讲到某
商人的活动，最后还是把他所获得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山西商业的情况也是
这样，华侨资本的活动也是这样。（三）会馆制度的排他性的组织，在明末
商业发展的时代也逐渐形成，以致各“帮”的严密的樊离妨碍了国内市场的
集中。（四）官僚资本和商业高利贷的结合，妨碍了私人经营的发展，一直
到清代的山西票庄还是这样。（五）官有商业打击私人商业的禁例，更具有
严重的障碍的因素。凡此等等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封建旧生产方式通
过各方面而产生的束缚力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论
证中国的经济，同时指出了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存于旧生产
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资本论”，第三卷，四一 ○页）。这又是死
的抓住活的的例证，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
思指出“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
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版，二六页），这一关系也产生在明代，但还没有以新的代替旧的，而是在
新旧关系的矛盾中，换句话说，是在温情脉脉的纱幕和单纯的金线关系二者
交织之中。“苏州府志”载吴人“以商货为生，。。挟货出商楚卫齐鲁，靡
远不到。。。（然）兄弟析烟亦不远徒，祖宗盧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
姓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
根据上面的三点历史分析看来，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
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
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所“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層層中饱，产生了财
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
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
展。这样，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货币用银的逐渐普通，说明了商品经济
关系的增进。手工业开始和农业分离，即逐渐打破了那亚洲式的“农业与家
庭手工业的结合”底特殊形态。“一条鞭”法的出现，逐渐打破所谓“农桑”、
“耕织”的男女分工的生产束缚，逐渐代替看所谓“两税”、“二税”分类
分期式的对手工业产品与农产物兼征的剥削制。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
大大发展的局面，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的。嘉靖
到万历的年代，正处在这种历史变化的转折过程中。
第二节 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
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期间，经济状况起了变化，因而阶级
关系也起了变化。这里，我们就要着重地分析一下当时的阶级关系。
我们不要机械地找寻资产阶级的前辈，也不要望文生义地附会市民，因
为资产阶级的前辈是从中古社会萌芽的，其历史也是很是远的。
马克思在“共党产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
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二四页）。
这样看来，自由居民到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形成有一个长久的过程。
同书又说：“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底前辈”（四
六页）。这样看来，城市中的各种市民等级和农村中的各种小农等级，都具
有资产阶级前辈的资格。在他们的转变过程中又有着极复杂的情况，其转变
的具体路径，各国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恩格斯说：“十六做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集团——即诸侯、贵簇、
僧侣、阀阅之家、中等阶级、平民和农民，构成最复杂的群众，他们有极端
龎杂而且相互交错的要求。”（“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
二一页。）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市民等级的阶级区划，大体上分做三大集团
或营垒，即城市的豪贵集团、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和城市平民的集团。
依此，从阶级的代表性上讲来，第一集团也包括于地主阶级反对派之中，第
二和第三集团又形成了反对第一集团的人物，即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以城市
为主，即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人物）与平民反对派（即近代资产阶级的先
行人物）。从思想意识的代表性上讲来，反对派分做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
异端与城市平民反对派异端。此外，还有农民反对派异端（如孟彩尔）。中
国的十七世纪的反抗运动，不可能和德国十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我们
认为像长江流域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的运动，就具有中等阶级的城市反对派
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富裕的中等阶级、温和的中等阶
级，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有点差异的较贫分子”）；像长江流域和其他地
区的市民暴动，是含有平民反对派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
“中等阶级破产的分子和无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群众，如手工业工人、日工
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各种萌芽”）。在明末，后者和农民的联合，即类似于乎
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
明代的市民运动最初表现出来的是“盗矿”、反矿官的斗争。早期如英
宗时代叶宗留等领导的有名的“盗矿”斗争（明史，卷十），其后如弘治间
广东归善县唐大鬢反对铁冶管制的暴动（同上书，卷八一），更后如嘉靖间
“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的斗争（同上）。这些反抗运动大抵是和
农民运动相联系的。
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是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
工人的反抗运动。这种市民运动和嘉靖以至万历期间城市经济的发展是相适
应的。其中如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臨清的“罢市”暴动（“定
陵注略”，卷五），荆州市民的反陈奉暴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
年）有名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大暴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
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景德镇市民反抗矿盗的暴动（同上，卷四一九），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年）武昌等地市民继续反陈奉的暴动（“定陵
注略”，卷五）， 这些史书所指的“市民”，就是城市平民反对派集团内的
分子。
到了天启年间（公元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发生了城市中等阶级反
对派的运动。封建统治者镇压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一切书院尽行拆毁，
变价入官”，有名的东林党六君子狱就在这时发生。然而严重的问题更在于
引起了“士民”的反抗运动，如统治者罵为“引类呼朋”的杨涟被逮，“都
坡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旂而夺公”（“明季北略”，卷二），如
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
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同上）。此外魏大中、李应升就逮，都有所谓“士
民”的暴动。黄尊素被逮后，锦衣“凌蓿忻瘢蝗似缓粼唬菏呛蔚米荨�
一招而击者云集，逐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同上）。
起义的地点正是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州、常州等地。这些史书所谓的“士民”，
就是中等阶级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