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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古文说”）
因此王氏说“诸经之冠从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文字也”（同
上“汉书所谓古文说”）。由此而言，原来经传都用的是古文，古文家与今
文家的不同，是在于如何句读并训诂其意义。
但汉人所说的“古文”是何种文字呢？王国维以为这种“古文”是指东
土六国文字，而以前人指籀文或殷周古文者为误解。他说：
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
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彼（许氏）
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
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同上卷七“说文
所谓古文说”）
那末，经传之“古文”，既非殷周古文，更非籀文，亦非所谓“科斗文”
（科斗文乃后人不知所云而起的名词，参看王氏“科斗文字说”）。至于籀
文与“古文”的分别，王国维说：
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出于殷周
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
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
秦灭六国，。。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
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
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
汉人从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
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股周古文，而籀篆皆
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同上
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
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
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古文篆支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
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同上卷五“史籀篇疏证序”）王氏更从“说
文解字”的引证上来区别书中的古文和籀文、篆文。他说：
“说文解字”，实合籀文、古文、篆文而为一书。凡正字中，
其引“诗”“书”“礼”“春秋”以说解老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
篇者可知其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扬雄说者，当出“苍颉”“凡
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
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同上卷七“说文今叙
篆文合以古籀说”）
按王氏之说不易。战国时六国“古文”虽不必为诸子百家著述所皆应用，
但诗书六艺之书为“古文”，则颇无问题。秦汉人所记始皇焚烧诗书，与划
灭古文并提，因为“诗”“书”之文皆用六国古文所记之故。
由以上所说看来，所谓“古文”仅指战国时代的六国古文。两汉经学的
前汉今文与后汉古文之分别，并不在于文字之异同，而在 于读法之异同。
然古文家出，自然与文字有相当关系。据王国维考证，因为今文家的经读已
易为今文，后来鲁壁河间所得虽亦以今文读之，然以其立异，便专有古文之
名。他说：
上既述汉时诸经传古文本矣。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
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
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孔壁之书，遂专有古文之
名矣。然汉时古文经传，盖已有传写本。（“观堂集林”卷七，“汉
时古文本诸经传考”。后来，钱玄同有补充王氏之说，亦可参考。）
经学之名，是从汉代笺注主义的中古哲学兴起，才成立的。当时儒者，
只有在这样的小天地之内寻求所谓大义，和战国诸子百家之学有时代的区
别。即使没有秦始皇的焚书，最多也只是这种笺注主义的方式或有不同，而
经学总是要出出的，固不必如前人所谓六经散亡始有经学。王充说：“博士
之官，儒生所由兴也”（“论衡”“别通篇”）。汉代的博士必然要代替战
国的百家。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的论争，在争设博士官职方面，非常现实，
至于他们所据章篇之多寡，所持主义之歧异，则难于分辨其基本的分水岭。
大体上看来，今文家主张微言大义，而古文家主张分文析义，前者与谶纬之
说相接，后者与训诂之学相接。然而在当时这种壁垒，并不显著。到了后世，
尤其清代，才从经本的真伪与方法的优劣方面作为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旗
帜树立起求。清末今文学家皮锡瑞，古文学家章炳麟，都从各自的观点抱负
着清算有清一代经学的志愿，他们的话相为对立，可以代表今古文学两派的
总括意见。
皮锡瑞说：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
远有师承；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
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
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
混合。（“经学历史”）
他不但如此重今文而非古文，而且为今文家所讲的天人五行与灾异阴阳
做辩护。他更说：
治经心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
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
长，。。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
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
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
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
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
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
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
如也！（同上）
由此看来，清代今文家是通经之大义微言，求有用于世，而所托者为“禹
贡”、“洪范”、“春秋”、“诗经”，以期实施于经济、政治、法律。古
文家正与今文家相反。章炳麟说：
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
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陕
隘，事不周涞而比次之，是故钍担桃允λ敌в糜谕豕伲�
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
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群众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
史，秘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
则昭然察矣。（“检论”卷四“清儒”）
章氏之论汉代今古文，与皮氏对立，故他批评魏源“争治汉学锢天下智
惠为无用”之说，深加讽刺，而以清代朴学（他不用汉学之名）不同于汉儒，
“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专于求是”，他以为
朴学可以当做明辨历史之学去看待。他责斥近代今文家更多有锋芒的辞句。
他说：
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
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
也。昧者或不识人事臧否，苟务博奥，而足从害民俗，乱政理，自
惠氏为“明堂大道录”，已近阴阳，而孙星衍憙探“道臧”房中之
说，张琦说“风后握奇经”，神仙兵符儿于一矣。琦尝知馆陶县，
其后山东有义和团。刘逢录以“公羊传”佞谀满洲，大同之说兴，
而汉虏无畔界。延及康有为以孔子为巫师，诸此咎戾皆汉学尸之。
要之造端吴学，而常州为加厉。魏源深诋汉学无用，其所谓汉学者，
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而魏源更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
夸以媚虏。。。（“检论”卷四“清儒”）
章氏是一个为历史而学经的最后的古文学家，对于微言大义的汉儒，认
为遗于后世者为浊为臭，对于托古说以微言近世大义的清代今文学家，认为
用于当代者为妖为媚。他所排诋近代今文学家的言论，固然含着门户之见；
然而像梁启超把近代今文学家的书当做“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
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