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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这就是所谓的“开中制”。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特许经营权，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
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奔小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就是四百年。
三、晋商远去的背影
越是翻阅历史，我越觉得山西人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山西自古都是从商的圣地，但现在我们却无法将商业繁荣和山西联系在一起，山西似乎已经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被边缘化了。
以前的山西一直是一个边境地区， 山西人更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将自己的商业触角不断伸向东北、匈奴、鲜卑和西域等地。晋商自古就是做边贸的好手，同时也在促进民族交流的过程中让自己先富起来。
而现在的山西，典型的一个内陆省份，却似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西部大开发”没有山西的份儿，“振兴东北”更没有山西的份儿，“打造京津冀经济圈”也没有山西的份儿。山西有的是为国家奉献煤炭资源的份儿，得到的是影响子孙后代生存的恶劣生存环境！
山西商业的启蒙，来自于对自己生活区域范围内相对过剩资源（解州池盐）的合理开发，这也是所有原始商业行为产生的根源，这是山西人富裕的开始。山西商业的振兴，来自于对自己生活区域以外资源（塞外皮毛和江南茶叶）的重新整合，这是诞生现代物流业的萌芽，这是山西人勤劳的硕果。山西商业的辉煌，来自于国内外的银钱异地汇兑（票号），这就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这是山西人智慧的结晶。
而今天，山西唯一兴旺发达的行业，也来自于对自己生活区域范围内相对过剩资源的开发。不过，这次不是盐，而是在高额商业利益驱动下因过度开采而充满血腥的煤炭产业。
当我看到一则则关于山西小煤窑开采事故的各类报道，看到那一具具充满冤屈的民工尸体，看到那一片片因过度开采而水土流失的沙石化土壤，看到那一个个依靠非法开采煤炭和血腥剥削采矿民工的矿主们，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无名的愤懑和凄凉。
注：2004年3月2日下午，我写下了以上文字。就在当天晚上，香港翡翠电视台6：30新闻节目中报道：山西介休的一个小煤矿因违规操作而发生大爆炸，26人死亡，2人失踪。
这绝不是偶然。
2004年3月5日，在深圳飞往厦门的万米高空上，我习惯性地开始了我的空中阅读。随手拿到的是刚刚在机场书店买的2004年第7期的《新民周刊》，掠过开头几页的广告和目录，翻到第8页，一行黑体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山西煤矿去年发生死亡事故159起》。原文如下：
2月10日，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会议上透露，2003年山西全省各类煤矿发生死亡事故159起，死亡496人；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31起，死亡337人，同比增加5起，多死亡33人；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8起，死亡234人，同比减少1起，多死亡19人。
这仅仅是被媒体公开的官方数字！
我合上了杂志，一股说不清的辛酸将我的目光引到了机舱窗外，平流层上的景色就像一块洁净纯蓝的纱，那么缥缈，那么完美。那一刻，整个世界凝固了。
飞机的颠簸将我的思绪拉回舱内，我又重新拿起了那本《新民周刊》。这一次，封面的硕大黑字“夺煤，炸药说话？——山西灵石2。5事故背后”，像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硕大鲨鱼，紧紧地吞噬了我的视线。封面照片是一个表情悲痛、身穿白色孝衣的年轻女子，她的面庞是模糊的；而整个照片最清晰的，则是一张贴在有着精美砖雕的、典型晋中农家小院门楣上的“节哀治丧”的白色挽联横批。我迅速地翻到那一页，题目叫做《爆炸撕开“黑口子”》。这又是一起血淋淋的煤矿爆炸，不同的是，这次是分属两个不同城市管辖但又临界的两个村庄为了争夺煤炭资源而引爆炸药造成的血案。“这次用炸药划定势力范围，不择手段的竞争法则一脉相承。”这篇编者按道出了山西支柱产业的“潜规则”。
正是这2月10日，一边是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会议在太原热烈召开；一边是“灵石2。5事故”受害人家属身披重孝，无精打采地将门上刚帖没几天的大红对联揭了下来，换上了一副白色挽联。
窄窄的丧联并不能遮住春联残留的红色，显得分外的刺眼和惨痛。
难道山西就堕落到只能掠夺性开采煤炭的地步吗？难道山西的这种畸形经济结构就不能改变吗？难道山西人就不能像祖辈们一样走出山西，参加到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竞争中吗？
明清时的晋商，大胆走出山西，在万里之间通过商业流通和金融流通获利，并没有剥削和欺诈自己山西老乡和生他养他的这片黄土地。而现在山西的商人，能像祖辈们走出山西的屈指可数，在商业和金融业叱吒风云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则是龟缩在这片历经沧桑的黄土地，循规蹈矩地维持着一个个生命的年轮。对于那些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山西农民，在缺乏正常的生存机会和缺乏合理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愚昧无知很容易导致各类犯罪。这就是为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故乡现在成了假酒一条村的原因。2003年底，当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这则消息时，我震惊了。
如果刘胡兰现在还活着，她又会怎样面对呢？
同是一方热土，同是一条血脉，却似乎在演绎着一个风水轮流转的古老寓言。我实在无法从现在的山西人身上看到晋商那远去的高大身影。
四、京城的万有引力
从历史记载和祖辈流传的故事里，以前的山西人，尤其是晋商，心胸宽广，眼界高远。晋商的故乡无论是晋南（山西南部简称晋南）还是晋中，一开始并不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地方。晋商的成功，不是因为故乡是商业区，而是由于他们走出故土，参与到全国的商业竞争中。
在研究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元代以前，晋商的中心主要是晋南；而到了明末清初，晋商中心慢慢由南部向中部地区转移了呢？
原来，元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晋南和晋东南属于这个中心区的拱卫区。由于长期紧靠首都的区位优势，和自古拥有解州盐池的资源优势，晋南自然就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元代定都北京，使得晋中（山西中部地区简称晋中）成为晋南、川陕等通往省会太原和首都北京的黄金通道，随着首都北京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晋中的交通区位优势更加凸现。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促成了和蒙古的议和通市，结束了漫长的中蒙战乱。
晋商的中心从晋南迁到晋中，完全是由于紧紧依赖首都的原因造成。
首都在西安——洛阳一线时，晋南就是晋商的中心；首都迁到北京后，晋商的中心也就迁到晋中。
在全国，与首都的关系能构成一个地方兴衰的至关重要因素的，山西是一个典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西至今仍然习惯于依附北京。难怪北京人自豪地称太原是它的后花园，而我更觉得太原像北京的后院。
可悲的是，这竟然也是一脉相传。
五、中国的华尔街
在明朝结束中蒙战乱后，晋中商人及时抓住向北拓展的历史机遇，从此开始了在和平的环境中对外蒙和俄国的跨国交易，最终诞生了像“大盛魁”一样的名扬海外的众多的晋商贸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