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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统治者非但不加以支持，反而极力反对。1405年，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岛与旧港王国发生冲突，国王陈祖义被捉拿回国问斩于南京。移民出海冲撞了国内封建的“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所以，中国的海洋政策自古就是没有政策。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看，走向海洋，发展自由市场贸易，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在形成出海机制、走向海洋、走向富强的问题上，尽管由于文化差异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表现，但出海机制是共同的，留给我们关于制海权重要性的启示是一样的。
海洋文明留给欧美国家的文化遗产包括：经济的自由开放性、发展的冒险性和全球性、科学的先进性、文化的活跃性等。而这一切，都是有着牢固土地情结的中国所缺少的。
就人类的历史演进而言，海洋最初的意义是天堑、天险。从15世纪开始，随着人类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幅进步，人类从陆地、近海延伸到远洋，这时海洋的意义是运输、宗教传播、贸易及战争；长期沿用的6海里的领海范围就是以当时舰炮的射程来规范的。1982年，联合国通过新的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在符合特定的地质、地形条件下，可以主张最多超过350海里（650公里）的大陆架，除上方水域仍属公海外，对大陆架底下的矿藏和固定栖息在该处的海产拥有主权，相当于该国的海底国土；并同时规定各沿海国不得晚于2009年5月13日提交关于大陆架的主张。于是，海洋在人类发展上的意义，也由运输、贸易扩大到资源。随着人类对资源需求的日增，加上海底资源探勘的庞大潜力，海洋必然成为21世纪争夺的焦点。
中国有着13亿人口，人均占有的陆地资源十分有限，地大物博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庞大的农业人口和相对微小的农耕资源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快的城市化步伐和日益匮乏的陆地资源储备之间的矛盾、内在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外在世界局势的不稳定之间的矛盾，这都在预示着中国将必须走向海洋，走向太空。
中国能不能在郑和下西洋600年（2005年）后，再度认识海洋，拥抱海洋，称雄海洋，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最大考验！
四、深圳会议
1998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旅游业等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决策。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对外开放继续扩大的形势，给中国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机遇。
中国的旅游创汇从1978年的2。6亿美元到2000年的162亿美元，由当时的世界第41位上升到世界第7位、亚洲第一位。2000年，中国旅游总收入达4500亿元之多，占GDP的5％以上。24个省区市将旅游列为支柱产业。中国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世界旅游大国。
2000年1月14日，深圳，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这个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召开。“深圳会议”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由世界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接待大国、世界第四国民出境旅游大国、旅游创汇水平名列世界前列……。
“深圳会议”是中国旅游业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从此，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至此，上至国家总理，下到村委书记，都对旅游开始情有独衷，一场史无前例的旅游热迅速点燃了中国人的满腔热情。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大力支持旅游发展的政策法规，各地旅游局纷纷聘请外脑制定旅游规划，各种大专院校纷纷扩大旅游专业或推出新的旅游专业，各类旅游项目象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各地投资机构纷纷瞄准这个陌生的领域，各种以旅游为主题的活动此起彼伏的在各地上演，……。
一时间，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似乎能感觉到旅游的丝丝热度。
五、山河一片红
每一个从事旅游及相关行业的中国人，都会在心里赞美自己所处的火红年代。的确，这是一个人性空前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的年代。作为一个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特区里沉浸十几年的中国人，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目睹了改革给国家和国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为长期从事旅游业实践和研究工作的我，更是在第一线亲历了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
如果我说，中国正处在一个旅游时代，可能多少有些危言耸听。可如果我说，中国正处于一个火红的年代，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
这些年，我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我的印象中，朝阳照耀下的中国，山河一片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旅游业长期处于断断续续、缓慢发展的态势。
80年代末开始，由南到北的泡沫经济悄悄推动着中国旅游的进程：带着批文和资金全国到处寻找商机的商人们带起了早期的商务旅游；打着向特区学习旗号纷纷南下的政府官员们带起了大规模国内公务旅游；打着开阔眼界、向西方学习的旗号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出国的政府官员或国企领导们带起了大规模的公务出境旅游；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大型国企早已悄悄为有级别的干部们安排带薪旅游；各种以会议、参观、学习、研讨等五花八门名义在各风景旅游城市举办的活动，带起了大规模的公费会议旅游；以港澳台为主的外商们一方面直接投资旅游接待设施，一方面又带入了许多旅游消费形式，进一步刺激了部分旅游要素的成长；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既给交通运输部门带来沉重压力，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所在地的低层次餐饮、娱乐、住宿、购物等旅游要素的发展；旅行社等旅行代理机构疯狂扩大和增长，在广东已出现只要以承包的形式从事旅行社行业，绝大多数都能快捞一把的局面；不管什麽人只要在广东开餐馆，大多稳赚不赔；各地旅游景点的游客象蝗虫一样漫山遍野，乐坏了老板，赚足了导游；……。
所有的一切显示，中国的旅游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长着，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快速辐射，尽管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旅游的各种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的中国旅游业，是一种无序的疯狂，畸形的成长。
这一切都被中国经济巨大的泡沫所遮掩，中国人的热情正被另外的更直接的光环所吸引。
正是这一时期，为中国日后造就了第一代民营旅行社资本家；第一代民营餐饮业资本家；第一代民营旅游运输资本家；第一代民营酒店资本家；第一代民营旅游景区资本家；第一代民营旅游纪念品资本家；第一代民营娱乐业资本家……。
时势造英雄！
随着中国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泡沫顿时破灭，一切又仿佛恢复了应有的沉寂。
当全体中国人集体处在物质贫乏的生存状态时，整个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当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社会边缘人”，在被体制一次次排斥后，万般无奈下，被迫接受了这个火红的年代所赐给他们的百年不遇的发财机会后，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的发了财。虽然财富总量还不是很大，但他们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正是这些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的成功，唤醒了中国人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规范日渐处于弱势状态。在整个国家还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时候，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中国人，在一个到处充满体制漏洞的背景下，其物欲一旦被激活，就不可抑制地释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对金钱的渴望。虽然，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患了财迷症，但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任何社会的人都存在着对财富的贪欲。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对这种贪欲进行合理的抑制或理性缓解。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许多以灵活的方式在１０多年前投身旅游业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比一般社会民众更为丰厚的物质财富。而一些市场嗅觉敏锐的机构也将触角伸向了旅游业。现在回头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当年涉足旅游业的国有企业现在却经营惨淡，而一些当时规模较小的民营机构却在这些年得到长足发展。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市场，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个中滋味值得玩味。
处在巨大转型期的中国，其社会经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