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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医生宣告他的剩余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他并没有为此而恐慌忧伤。他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深刻、丰富的思想写在书中。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理念告诉更多的后人———
“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做一个豪迈的、坚强的人，这是两个世纪之前一位患了癌症、被医生判定只有一年半生命期限的日本伟大哲学家中江兆民的毕生理想，他说：“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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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秋水先生
1911年1月24日清晨，一个30多岁的读书人，在刽子手的监视下，昂首阔步地走上绞刑架。他，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组织者之一———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本名传次郎，秋水是他的号，日本四国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人，生于1871年。幸德秋水自幼聪明好学，幼年时就以才华出众闻名乡里。1887年9月，他到东京投在原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书僮。12月自由民权运动进入最高潮，伊藤博文政府猝然采取镇压措施。刚满16岁的幸德秋水也遭到迫害。他回到家乡，受到亲友冷落和斥责。
1888年，幸德秋水到大阪，在亲友帮助下做了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的学仆。中江兆民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指导他读中国的儒家著作，还教授他英语，送他入国民美学会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他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幸德秋水对中江也是终身敬重，秋水这个号就是中江所赠，幸德延用终身。中江死后，幸德写了《兆民先生》，以血泪文字追慕中江，成为日本传记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登上日本历史舞台，幸德秋水也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他发表《现今的政治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宣传社会主义；并和人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日文；还和片山潜等积极为创建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1910年5月，日本桂太郎内阁为扼杀日本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虚构假案“大逆事件”，将幸德秋水等革命者逮捕并判以极刑。
幸德秋水在遇害前留下绝笔：
“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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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日本哲学的原创
在日本京都的银阁寺旁，有一条非常普通的小路，两旁种满了樱树与枫树，中间有一条干净的小水沟。蓝绿浅波中，偶尔会出现几段碧绿的水草，幽幽流动，光景翩翩。这就是那条有名的“哲学之道”。
哲学之道约是1891 年修筑琵琶湖之时疏水道而成的。人们都说，这条路的得名，是因为京都大学的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常常在这里散步的缘故。一条道因为一个人而得名，好像只有康德在哥尼斯堡的那条路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吧！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在日本哲学界被公认为“独创的哲学”，所以有人甚至说西田就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宗师”。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西田哲学思想的诞生和日本最初的“独创哲学”的形成。
西田的哲学，是把东方的佛教思想、阳明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年轻时候的西田，饱受人生的艰辛。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的保守、专制和反动，使他的精神非常苦恼。为了让心灵有所解脱和寄托，西田关心“参禅”，希望能够通过参禅，在精神上确认“真正的自我”。长达数十年的参禅体验与自我反省，对他的思想、他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说，带给西田很大的触动。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纯粹经验说”。
西田认为当我们去认识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夹扎着某种思想，总愿意抱有某种期待，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但是他想提出的是，其实这不是最原初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就已经感受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那个瞬息之间，我不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是它在作用于我”，还是“我在感觉着它”，而且也没有来得及判断“它是什么”，这个时候的经验，才是最纯粹的经验。
这种最纯粹的经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它发生在任何杂念入侵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之前。这和禅宗、阳明心学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自由都是相通的。
期待心灵的平静、抹去尘世的烦忧，难怪西田需要一条宁静的小道来陪伴他的冥冥沉思呢！想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空灵优雅的环境里，最纯粹的东西才会从哲人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吧！
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创作过一首优美别致的和歌，描写的就是这位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
在镰仓，
一条幽深的山谷里，
一个人正在沉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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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京都学派
京都是一座古都。古都自有古都的韵味。在京都，有亘古的青翠和长流的清水，圣护院边上偶尔旁倚斜出的老梅，西田几多郎走出来的哲学小道树荫浓密，暗得让人怀古的寺门和静得听见几声木屐的深巷，总叫人忘掉时间却想起历史。京都总让人产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受；难怪当年王国维离开京都之后，还给老朋友内藤湖南写信说“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
如此优雅的去处，当然是一块做学问的风水宝地。
如今的京都大学，被人誉为“科学家的摇篮”。对于京都大学的人来说，特别使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在1949—1987年的39年中，日本获诺贝尔奖的7名得主中京大就占4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利根川进。“京都学派”的名声在战后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其实，所谓的“京都学派”，最早是由京都大学文学部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他的弟子田边元、三木清等人倡导发起的，原意是指他们对日本哲学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后来日本学术界把这一称呼用来指那些京都大学所塑造的“不问实际，只管求知”的一群爱智者。正是他们的这种“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能够作为一派，在世界诸多大学中立足。
田边元是一位与西田几多郎同时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哲学家，他早期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因而和西田有许多相似的看法。他们不遗余力地根据自己对东方传统哲学的教养，来阐释西方的现代哲学。在当时京都大学的哲学讲坛上，思想者们抱着不同的倾向，围绕着历史与存在、社会与个人等问题，展开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热烈的争论。
一时间，京都一地思想活跃，东西会通，这便形成了日本学术史上的“京都学派”。
随着历史的演进，京都大学逐步发展为有着诸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京都学派”的内涵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思想论坛了，但是“京都学派”的精神依然体现着思想者的一份执著，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人们曾这样形容京都学派：京都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十分执着于理论研究，即使在常人看来芝麻一样的小事，京大教授仍会饶有兴趣，只要合乎学术道理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正是他们的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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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三国时代话佛祖
朝鲜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当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朝鲜还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其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国家。
公元372年，中国前秦皇帝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