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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经过戒治，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
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即时服务中心”——街头服务所，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只要来过这类地方，就会一再地上门。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罗杰斯说：“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并持续定期调查他。除非你康复，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
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在最实际的层次上，它的财政并不稳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就算是在比较开放、富裕的地区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也需要有宽容心。鲍伯·威斯议员说：“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情形就不同了。”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以及对不期而遇、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他已经采用了“萝卜与大棒”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罗杰斯模仿了西泽·查维斯的“农工联合工会”的运动模式，事实上，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大部分是为了生计）。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这促使医院关闭。罗杰斯说：“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积重难返的地方，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
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都有条件与范围。追究到最后，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除非我们相信，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并结合个人的意见，来处理这些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萨斯，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违反自然法则。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我们对精神科医师“负责任的态度”的定义，也是一种政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
现有的治疗机构（4）
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哪个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她回应最新发表的《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1）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可以选择参加“躁郁症的神经生物与疗法”的演讲，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