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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我不认识她，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大学毕业后几年，有位熟人自杀了。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割了腕，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跳了下来。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是个天性活泼、聪明又帅气的人，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每次我发表了什么，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除此之外，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事实上，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到底是为什么？在此事件之前，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虽然不甚完整。
自杀需要理由吗？（1）
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这些念头涌上来，”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安德森写道：“为什么非得要有‘理由’？”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寻找线索、原因和解释，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一样，又长又令人痛心。在自杀发生前，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抛弃、受了严重的伤、爱人死于重病、破产、车子被撞毁。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如果有人自杀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两者界线并不明确。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 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又是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自杀可明确地说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 高危险的行为（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自杀企图的程度，从产生意识、认真思虑、慎重考虑、确定目标，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自杀行为过程中，”凯·杰米森说：“是一直摇摆不定的。”阿瓦雷斯写道：“自杀的理由，大多是随便讲讲。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迂回、矛盾、错综复杂，多半隐而未见。”“报纸上常谈到‘属于个人的忧愁’和‘无药可救的病痛’，”卡谬写道：“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描述了人生的无常：“背叛行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残疾，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或者……我还能说什么？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1952年，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试着提出实用的（而非理论的）自杀思想架构。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失控、自我形象受到重创、忧愁和愤怒的结果。“几乎可以说，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这出戏会自行思考。这使我们了解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凯·杰米森感叹着“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时，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
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但实际上，我一无所知。一位十九岁的朋友，克莉西·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她在安多佛中学（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因被逮到偷喝酒（他十七岁）而遭撤换。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就了结了自己。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一时之间感受到好多情绪：对这被亲手结束的短暂人生，难以形容的哀痛；对学校的愤怒，一个无趣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地方，竟因为喝酒而对这个男孩做出这么重的惩罚；而最令人害怕的是，我觉得自己哪天也会在宿舍的楼梯间吊死自己。为什么我在学校没有认识他？为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唯一苦闷、忧愁的人，而这个最受同学喜爱的男孩也有这么多相同的感受？为何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压力？ 高二时，我躺在宿舍里，感受到深沉的悲恸，我被这个世界和生活所困惑……哦，我就活在里头。我知道我不会走那一步，我真的不会。但我觉得自己离那样的可能性好近。是什么样的情形（勇敢？病态？孤立？）竟可以把一个人推上那终极、绝命的边缘，到想要舍弃生命的地步？”隔天她又补充了几句：“他的死，使得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现在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却又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感到迷茫。”基本上，这就是自杀者留给生者的愁云惨雾：不单单是失去了某人，还有未能及时劝这个人打消念头，未能及时与他沟通的懊悔。人们都渴望能及时与自杀者沟通。“如果早知道”是自杀者父母的心愿，让这种事情发生又受其惊吓的人们，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早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了。
自杀需要理由吗？（2）
但是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凯·杰米森有一次情绪极端混乱的时候，产生了自杀企图，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无论大家付出多少爱——满满的爱——都没有用。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无望；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壳。未来的路寸步难行，而且我相信（毫无疑问）我的亲人、朋友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无论如何，我原来的面目，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我想，若我死了，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见的想法。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我仔细想过，若我死了，对朋友和亲人的伤害会少一点。”
我不会因巨大的悲怆而自杀，但是突如其来的小小忧郁却可能把我压垮，我觉得很讽刺。厨房里堆满肮脏的碗盘，我一点清洗的力气都没有。或许我哪天会自杀也说不定。或者——看，火车开来了，我是不是该跳到铁轨上。该不该跳呢？但是我还没下定决心，火车就进站停好了。这些思绪就像一场白日梦，虽然觉得很荒唐，但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存在的。我不愿为了这种想法而死，我也不想诉诸暴力，但从某种荒谬的角度来看，自杀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我若是自杀了，就不必修屋顶、割草坪或者洗澡。哦，想想看，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和强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