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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杰文斯对经济学感兴趣不到两年便发现了效用的意义。在他24岁（当时仍滞留澳大利亚）时给其姐姐的信中说：“透彻理解社会的各项原理现在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事业。”在此（1858年）之前，他还抱有人人都对物理学有热烈和强烈兴趣的想法。对于他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杰文斯未作解释，只是说“从事物理学的人很多，而实用科学和工艺学则听其自然”。
杰文斯后来又说过，对经济学的新兴趣使他逐渐转向经济学。一年后他给姐姐写信说，虽然物理学提供了“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研究领域……然而在人的科学研究方面要作的事情更多。”同时，他还想把物理学方法，至少把应用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的研究中。他说：“我的大部分理论是以数学为基础来进行的，不过，我深为抱歉的是，除了一般的论证外，我不能把数学方法贯穿到底。”
结果，当他1859年秋从澳大利亚回国并开始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学习时，他便着手研究经济学和微积分。正是这次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为他发现边际效用提供了直接的刺激。杰文斯参加学习时，威利正执教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讲席，他可能以某种方式鼓励过杰文斯的效用发现。不过这种影响一定是间接的和不自觉的。威利的主要兴趣在法律方面，而且有引人注目的经历，他只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经济学上。作为一位教授，威利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课程，主持考试。杰文斯上课时，威利每周二讲授，从1859年11月13日开始，每次从下午5：20到6：20这一年讲了大约20课。3个月间（从听威利的课开始到他最终看出效用和经济学问题的关联为止），杰文斯不可能听很多课。威利讲授的课题也是严格遵循着约翰·穆勒《原理》的章节次序，因而没有给杰文斯在利用效用方面任何直接的帮助。
杰文斯春季的政治经济学考试成绩不佳，可以很好地说明他在效用问题上下了多少功夫。很可能他在自己新奇的想法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阅读威利所指定的穆勒著作上却不甚努力，这是相对于他应当作的事情以及应当相信的思想来说的。他认为他应该得第1名，结果屈居第3名。杰文斯责备威利，并把自己相对的失败归因于“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是完全允许的，而怀有偏见的教授却反对我的答案。”对于这个轻微的责难，我们尚无其他证据加以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威利可能的偏见不会来自对数学的完全忽视，因为当他于1839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他的数学成绩是第1名。其次，威利在1860年所主持的考试中没有包含几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会给杰文斯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运用新的效用观点或数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观点。许多问题反而给他提供了运用关于穆勒的广泛知识的机会。6个多月以后，当威利在奖给杰文斯以“李嘉图奖学金”方面予以合作时，威利也表示，他对杰文斯不抱偏见。但是，不管杰文斯对他的成绩如何不满和抱怨（或是因为忽视穆勒，或是因为威利教授对他可能有反感），威利的课程和备考毕竟为他集中注意经济学（此时即集中于边际效用）提供了一种动力。
Ⅴ
考德把价值观点的分歧同早期经济学家们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他发现，基督教徒倾向于劳动论而天主教徒倾向于效用论。他承认，这个说法不能原封不动地用到19世纪经济学家头上，因为这时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不再按其宗教背景进行思考。”
不过，在杰文斯关于效用思想的形成中，宗教还是起了一定作用，虽然不属于考德说的那种类型。杰文斯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确实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但他的双亲却不然，而且对幼年杰文斯的成长产生了一定影响。杰文斯的父母属于一位论教派，他们也是通过对一位论教的共同兴趣而彼此相识的。关于杰文斯母亲的生平，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位论教信徒托马斯·杰文斯”。结婚时，她是年已30岁的姑娘。她出身于利物浦的名门之家——威廉·罗斯科（虽已破落，门第依旧高贵）。托马斯·杰文斯则属于小工厂主之家，从伯明翰附近搬来不久，还未尝到许多成功的欢乐。托马斯·杰文斯和玛丽·安·罗斯科结合的最可贺的“成果”是有了杰文斯这个儿子，母亲以她兄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叫威廉·斯坦利，还为她的出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开头几行是这样的：
忧郁中，投进一束明亮的欢乐，
我可爱的宝贝！我最终的希望！
在许多方面，杰文斯都更像他母亲这一支而不像父亲那一支。他母亲出嫁前，一直同她的父亲相依为命；虽然她在威廉·斯坦利成人之前不幸去世，还是把她家许多可贵的品质传给了他。后来，当杰文斯进入大学学院时，他又同舅舅生活在一起，后者使他对罗斯科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
一位论教派对权威和论证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杰文斯从双亲那儿一定接受了这种态度的某些部分。他对在其他理论和价值理论中维护非正统立场一定深表好感，虽然对正统的这种冲击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的双亲的非正统宗教信仰一定给了他极大鼓励。一位论教派也包含着对人和自然的某种理性主义的和分析的观点，以及要求把各种情况分解为它们的要素和组成部分。杰文斯把这些思想用到经济学中，因为边际效用理论就是由把消费分解为许多特殊的部分，以及对这些部分的各种关系加以分析所组成的。
一位论教对杰文斯还有某些直接的影响。由于他不信奉国教，所以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不得已进了伦敦大学学院，处在那里的各种影响之下。一位论教提供了杰文斯的最积极和最出众的学生菲力浦·威斯蒂德。威斯蒂德可能了解杰文斯的各种情况，不过，杰文斯不信奉国教这一事实必定有助于使威斯蒂德接触杰文斯的《理论》。在英国，如果没有威斯蒂德和杰文斯之间的联系，效用理论的演变将遵循完全不同的路线。
Ⅵ
在使杰文斯摆向运用效用方面，边沁的著作无疑比其他任何明显的条件都发生了更多的作用。杰文斯在其《理论》再版（1879年）序言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边沁的思想“被作为该书理论的出发点……”。该书初版第二章包含着完整的边沁主义手法，并且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必须肯定无疑地接受边沁在这个问题上奠定的原则。”不过，最重要的是，杰文斯关于效用理论的第1篇短文（1862年宣读，1863年发表，即在他的《理论》问世前八年多），14个段落中至少一半明显地反映出边沁的影响。第2段说，在一定程度上，“一种真正的经济理论只能通过回溯到人类行为的动机——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才能得到。”还有什么能比说“人类行为的动机”更明显地反映边沁的影响呢？从杰文斯的这篇早期的短文我们知道，边沁不是杰文斯所指责的那些权威之一，这个指责从杰文斯最初写效用理论时起，到他1870年初在展开的形式上著述它为止，杰文斯是一再指出的：杰文斯用这个指责来支持他的发现。
杰文斯最初是何时和怎样了解进沁的著作，并把它用于他的经济分析？当然，边沁长期以来一直在起作用。他属于前辈，在杰文斯出生前3年就去世了。约翰·鲍林把边沁的许多分散的著述收集起来，出版了边沁著作集（1843年），当时杰文斯还是利物浦的一个孩子。大学学院（杰文斯在去澳大利亚前后都曾进过这个学院）可以时常提醒杰文斯想起边沁，边沁是这个学院的创建者之一。该学院的图书馆保存着边沁1832年到1853年间的书籍和文章，解剖学博物馆还展出了他的雕像、骨架、衣服和手杖。不过，直到杰文斯从澳大利亚回国之前，他可能从未进一步考察过边沁的思想，特别是因为他早年的兴趣并没有遵循边沁的路线。当他回到伦敦后，他便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哲学。他在哲学上下了不少功夫，以致在学院的哲学考试中名列第一，与当时最好的学生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