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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各国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边际效用学派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发展，而使奥地利相对地占了上风呢？在德国，对边际效用学说一直抱有敌视态度的历史学派，支配了该时期所有的大学职位。有人说，施穆勒通过在教育部的朋友能够停止聘用任何不赞同历史学派的人，从而阻止边际效用学派侵入德国的大学。这种解说无疑过高估计了施穆勒个人的权力，也过高估计了对边际效用学说抱有强烈依恋之情的对手的人数，以及渴求在大约20多所德国大学谋取经济学教席的人数。
十分相似的是，一群保守和不生产的学者支配着法国大学的教坛，这迫使里昂·瓦尔拉斯出走瑞士。同德国相比，法国在1877年前大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不多，因此排斥经济学家的机会也就比德国更少。在这个时期，他们容忍了夏尔·季德等人。季德直截了当地赞扬杰文斯，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边际效用思想。跟德国一样，在法国能讲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因而也不会有很多经济学家被拒于教席之外，为争这些教席的法国人为数寥寥。
这个推测对那个飘忽不定的实体（英国古典学派）也是适用的。倾向于边际效用学说的教授受到排斥，以维护劳动价值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马歇尔和埃杰沃思就是明显地倾向于进际效用学说的，而他们此时正位居英国的两个主要的（牛津和剑桥）经济学讲席，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他们在本国的境遇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在奥地利本身，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反对像其他地方一样可怕。奥匈帝国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控制着7所奥地利大学：维也纳、布拉格、因斯布鲁克、格拉茨、捷诺维茨、克拉科夫和列堡。1870年后的20年间，后面这4所大学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兴起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说“维也纳学派”比说“奥地利学派”更确切，尽管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学生曾任教于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不仅边际效用学说多半被局限于1所奥地利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而且即使在维也纳大学之内（布拉格大学依然），当局也试图把它视为另外一种观点，而不是所介绍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存在，是由于奥地利大学把经济学的每一课题都分成两部分，学生可以任选其一。门格尔开始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另一个讲席由斯廷主持，他是一位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名人。斯廷1885年退休后，当局出于明显的考虑又延聘了米亚科斯基和布伦坦诺，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门格尔是对立的。虽然他们在维也纳大学未待多久，但聘用他们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即使在维也纳大学，边际效用经济学家也未得到全心全意的欢迎，简言之，事实反驳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是因为别处经济学家的国民观点反对新思想，而奥地利的国民观点却鼓励这种新思想。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章 瓦尔拉斯后来的贡献
Ⅰ
里昂·瓦尔拉斯在1892年退休以前的22年间一直从事教学并创建了洛桑学派。“学派”一词在此是有限制的，即它首先只指瓦尔拉斯一人，后来才有继承者维尔弗莱德·帕累托，派斯科·鲍宁西尼和弗明·奥利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一直在洛桑从事研究，这同奥地利学派很不相同，后者的教授们的学术渊源在维也纳，而且几乎源于同一个人。洛桑学派不是通过直接的教学活动来传播他们观点的，没有哪位重要经济学家通过在洛桑研究而获得灵感或观点，他们的理论是远离瑞士的读者通过阅读瓦尔拉斯或帕累托的著作才得以扩散开来的。人们从瓦尔拉斯课堂所学到的东西，远不及从他的著作或文章所汲取的。
洛桑学派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其中首要的一点无疑是他们对边际效用的运用，因而我们可以推测，瓦尔拉斯在其《纲要》问世后仍然密切地关注着边际效用。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预期。
Ⅱ
博卡多于1878年在其《经济学家书目》中加进了4篇纪念性译文，标题是“数学应用于社会”，其中包括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关于他们学说的优先权的通信，这些信先前曾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了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的《纲要》的节译本，有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关于他们思想发展的评论，意大利经济学家们现在可以比较方便地了解这些新学说了。这4篇纪念性文献的德译文在1881年也问世了，标题是“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数学理论”。这些文献对德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莱克西阅读过它们并写过长篇的评论。几年后又出现了法文版，还增加了2篇论货币的文章和1篇论土地国有化的文章。这是在法国出版的广泛利用边际效用思想来解释价值问题的第2部著作。季德在评论该书时对与效用有关的各部分只字未提，即可作为一个例证，表明他对促进研究边际效用的来源问题产生的影响极小。季德对数学感到烦恼，他更注意的是该书后半部论及的较现实的货币问题和土地改革问题。其他的法国读者显然也是如此。
瓦尔拉斯关于效用问题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新东西之一，是他同杰文斯通信中涉及他们学说优先权的那一部分。这些通信的形式和特点可能吸引很多的读者，却易使他们避开更严肃的数学说明。
瓦尔拉斯关于效用问题的文章中，较有吸引力的方面是他对戈森的研究，他不仅指出了戈森生平中重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提出了他自己（而不是戈森）的优先权要求。他说，他也有人类的这种弱点，即希望给他的名字加上“一项重要成果”。因此，在接到告知他发现了戈森的著作的信件后，他对于满足了戈森的要求之后，“我自己还有那些东西留下来感到少许的担心”。他的结论是，尽管戈森可能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预见到了杰文斯所发现的全部或大部分，但戈森并没有预见到他自己的东西。他欣喜地指出，他有幸使自己的分析达到戈森未曾达到的一点，因而对他自己的大部分发现仍然保持着优先权。
在利用效用思想方面，瓦尔拉斯完全承认戈森和杰文斯的优先权。他所保留的优先权表现在：把交换条件扩展到众多交换者；更透彻地研究了各生产要素的价格；特别是研究了一般的场合，在这种场合，生产者雇佣生产性服务，售卖最终产品给消费者；还有，在他的资本理论中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他最后向戈森和杰文斯致谢，因为他们“在向我掩盖一切纯政治经济学起点的同时，十分体贴地几乎让我全部掌握了以后的一切推断”
Ⅲ
瓦尔拉斯于次年即1886年又一次把边际效用学说提到阅读法文的经济学家面前，他在该年发表了《货币论》。瓦尔拉斯、门格尔和杰文斯在发表了他们各自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后的岁月里，在货币问题上花的时间和出版的著述，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多，但只有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了他的货币理论。他的《货币论》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在该书中指出，他发现门格尔已经使用了边际效用思想。早在1883年经由布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