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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两个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介于临界点之下，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就会毫
无起色。但假设这两个国家开始做贸易，它们各自的经济就会进入相互依存阶段，形成
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更大的经济体系。“我相信这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能够形成联合的经
济体系，从而超越临界点，使经济爆发般地向外扩展。”
最后一点，一个自动催化组完全能够像经济体系一样经历进化过程中的繁荣期和衰
落期。将一种新的分子注入到初始原汤中，往往能够彻底改变旧有的自动催化组的结构，
这和以马代步的方式被汽车的出现所代替时，经济体系发生了改变是一个道理。这正是
自动催化论真正吸引阿瑟之处。就像他初次读到分子生物学时那样，自动催化论中的这
个相同的特点使他心驰神往：骚乱和变化、以及一些严重的后果都起源于看似微不足道
的小事。而在这些现象之后藏着意义深远的自然法则。
考夫曼和阿瑟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些想法，探索其间的联系，感到非常愉快。他们的
谈话就像一年级大学生随时随地地自由讨论。特别是考夫曼尤为激动。他觉得他们正在
探索某种真正全新的东西。很显然，网络分析不会助使任何人精确地预测到下个星期会
出现什么样的新技术。但它也许能助使经济学家获得预测这一进程的统计上的和结构上
的方法。比如说，当你介绍一种新产品，它会对经济引起多大的震动？它会带动多少种
别的商品和服务的出现？它会导致多少老行业的消亡？你如何认识一种商品已经成为一
个经济体系的中心，而不仅仅是又一个呼啦圈？
考夫曼进一步认识到，这些思想的效用最终可能远远超越经济学领域。“我觉得这
些模型同时也可以容纳偶发性事件和法则。关键是，相变也许是有规律的，而其中的特
殊细节却无规律可循。也许我们掌握了历史发展进程是如何开始的这样的模型，可以解
释工业革命或作为文化转变的文艺复兴这样的历史性事件的起源，解释为什么一个封闭
孤立的社会或社会精神在某种新思想注入之后就无法再保持封闭孤立。”你也可以对寒
武纪大爆炸问同样的问题：五亿七千万年前，这个充满了海藻和池塘浮渣的世界突然爆
发而成为充满了大量复杂的、多分子生物体的世界。“为什么突然出现多样生物？”考
夫曼问。“也许是因为世界超越了多样化的临界点而引起了爆发，也许是因为世界从海
藻丛发展出了更有营养、更复杂的物质，这就导致了一个转换过程带动又一个转换过程
的转换爆发期。这和经济现象是一样的。”
当然，甚至考夫曼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想法不过是希望而已。但另一方面，他
又告诉阿瑟，这一切也许是非常可能的。他从1982年就开始做基础性研究，那是在他停
顿了十多年之后重新开始对自动催化论的研究。
考夫曼记得，他是从1972年的某一天开始停止了对自动催化论的研究的。当时芝加
哥的一位化学家斯图尔特·莱斯（Stuart Rice）来访他所在的理论生物学小组。莱斯
在理论化学方面享有盛誉，考夫曼很希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走进我的办公室，
问我正在从事什么研究，我就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自动催化，他就说：‘你做这个研究干
什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猜他认为这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但当时我想：
‘上帝，斯图尔特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应该再做这个了。’所以1971年，我把已
经做成的研究结果写了出来，发表在控制论学会期刊上，然后就把这项研究搁置一旁，
全忘了这件事。”
考夫曼的这种反应并不完全因为缺乏安全感。其实当时他的自动催化模型正好也走
入了死胡同。无论他为研究生命的起源做多少计算和计算机模拟，它们也仅仅只是计算
和计算机模拟而已。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他就必须在米勒和尤雷的实验基础上继续有所
发展，就必须在实验室里证明，初始原汤中确实可以产生自动催化组。但考夫曼并不知
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就算他有耐心，也有在实验室进行化学试验的技术，他也不得
不在各种的气温与气压下观察数百万计各种组合的混合物的形成。这将是一件他穷尽一
生的时间都不会有结果的事情。
似乎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在自动催化研究领域考夫曼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几年前，柏克莱诺贝尔奖得主麦尔文·卡尔文（Melvin Calvin）在他1969年出版的
《化学演变》这本书中描述了他所探测的有关生命起源的几个不同的自动催化情形。与
此同时，德国的奥托·罗斯勒（Otto Roseeler）、曼弗莱德·艾根（Manfred Eigen）
也在独立地进行自动催化方面的探索。艾根甚至已经能够用RNA分子在实验室证明一个
自动催化循环的形式。但还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动催化组是如何在米勒－尤雷的初始原汤
中从简单的分子中浮现出来的。这个悬而未决的学说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但是，尽管考夫曼对莱斯的评论的反应并不完全因为缺乏安全感，但很大程度上却
确实是这样的。他有一种在这个新的领域证明自己的能力的迫切需要，但他发现，理论
学家在生物学家眼里的声誉很低。
“在生物学中，从事数学计算的人处于底层中的最低层。”他说。这与物理学和经
济学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理论家是王者。而在生物学领域，特别是
在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领域，试验工具是全新的，为了研究生命系统的细节需要采
集大量的数据资料。所有的荣誉和光荣都归于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家都坚信，所有的
答案都会随着对特殊分子的了解而获得。”考夫曼说。“大家都极不愿意去研究生物系
统是如何运作的。”比如，基因网络研究中的吸引子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很浮夸的。
在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排斥理论的气氛要略微淡一些。但即使在这些领域，
考夫曼的网络概念也被认为有点儿怪诞。他谈论庞大网络中的秩序和统计行为，却无法
用这个分子或那个分子来举例说明。许多研究人员很难理解他在说些什么。“当初有人
对我的基因网络的研究工作有所反应，沃丁顿就赞赏我的想法，还有其他许多人也都赞
赏我的想法。这就是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的原因。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非常骄傲。
但在此之后就沉寂了下来，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走下坡路。人们不再特别关心这件事
了。”
考夫曼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学习如何做生物实验之上了。他感到一种与他当初从哲学
转向医学院时同样的冲动：他不信任自己的辩才和理论倾向。“部分原因在于我觉得自
己需要做脚踏实地的工作。但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真的想知道世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考夫曼特意把研究重点放在小小的果蝇身上。基因学家在二十世纪初已对果蝇做了
大量的研究。果蝇现在仍然是生物学家从事发展进程方面研究时最喜欢的实验对象。果
蝇有许多有利于做实验的特点，它会出现古怪的变化，新孵出的果蝇的腿会长在触须应
该长的地方，或它的生殖器会长在应该是它的头部所在的位置，等等。果蝇的这些变化
给了考夫曼研究遗传形式的充分余地，他可以由此思考发育中的胚胎是如何进行自组织
的。
1973年，他对果蝇的研究使他来到了华盛顿郊外的美国健康研究所。那个研究所给
他的两年任期使他得以逃脱去越南战场服兵役。「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已经设法推延了四
年服兵役。根据众所周知的“贝雷计划”（Berry Plan），物理学家在做医学实验期间
可以推延服现役。］1975年，他对果蝇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的职
位。他开玩笑说：“我选择宾州大学，是因为那附近有非常好的印度餐厅。”但认真地
说，他选择宾州，是因为他觉得无法再回到芝加哥大学地区的海德公园街区，把家安在
那里，尽管当时加州大学也允诺了他同样的职位。他说：“那儿的犯罪率太高，种族关
系太紧张了。你会感到你无力对此做出任何改善。”
考夫曼当然不会后悔他耗费在果蝇上的时间。他发表的关于果蝇发育的论述就像他
对网络形式的论述那样充满激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