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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是，桑塔费恰逢秋高气爽的大好天气，大家排队自选午餐后，便端着盘子走出户外，
在美国研究所的草地上继续刚才的讨论和争辩。（这个研究所的房产曾经属于一个在这
儿埋了两百二十条狗的脾气古怪的嗣女。）考温说：“大家开始认识到，某些事正在形
成之中。他们正在迎接它的到来。”到了第二天，那是一个星期天，“事情已经变得很
激动人心了。”到了与会者启程回家的星期一早上，每个人都已经很明白了，这儿确实
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核心。
卡罗瑟斯觉得这个周末过得就像是在天堂。“这儿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
人，他们是全世界最具创造性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对世界基本上都持
有一种共识。他们似乎都感到‘涌现的整合’真正意味着科学的重组——科学在不同领
域的重复的主题将以新的方式被重新组合。我还记得我和斯坦福大学人口生物学家杰克
·考温、马克·菲尔德曼（Mare Feldman），以及很多数学家之间的讨论。我们各自的
学科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但我们却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有
很大的重复性。也许这部分地是因为人类的头脑只能按一定的方式思考，但这些研讨会
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真正的信徒。我不怎么愿意把这称之为宗教的体验，但却非常接
近这种体验。”
对埃德·奈普（Ed Knapp）来说，置身于众多功名显赫的大人物之中，令他欣喜万
分。奈普是罗沙拉莫斯的元老，目前正在华盛顿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本届的主席。他也
参加了最初的一些关于创立研究所的讨论。有一次他走到卡罗瑟斯面前问：“嗨，我在
这儿干什么呢？”
史密斯协会的鲍勃·亚当斯（Bob Adams）也有差不多的反应。“这是一批很优秀
的论文。”他说。“当事情正呼之欲出，而你已经开始做一些寻找端倪的工作时，能够
走出来参加这样的桑塔费学术讨论，突然发现在神经生物学、宇宙学、生态平衡学理论
等领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上帝，你只希望你也能加入进去。”
一个月以后又举办了第二次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人全都换了，但效果却像上
一次一样好。甚至连安德森都深有感触。“你没法不感到跃跃欲试。”他说。这次研讨
会消除了他的最后一丝怀疑：这个研究所确实不同于以往他所知道的所有高级研究机构。
“这个研究所比以往任何这类的研究机构都更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他们确实把关注的
重点置于各学科之间的共同问题上。”他说。而且，讨论确实产生出了一些东西。“虽
然我们还不很清楚讨论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的问题是否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但我们清楚
地知道，其中很多问题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
更重要的是，研讨会对考温关于科学大整合的概念做了澄清，而这正是非常需要做
的事。盖尔曼回忆说：“我们寻找到了大量的相似点。在我们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领域
的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共同特点。你得仔细观察和推敲，但一旦当你弄懂了各学科的术
语，你会突然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共同点。”
特别是，创建期的研讨会证明，每一个问题的核心，都涉及一个由无数“作用者”
组成的系统。这些作用者也许是分子、神经元、物种、消费者，或甚至是企业。但不管
这些作用者是什么，它们都是通过相互适应和相互竞争而经常性地自组织和再组织，使
自己形成更大结构的东西。就这样，分子组合成细胞、神经元组合成大脑、物种组合成
生态平衡系统、消费者和企业组合成经济，等等。在每一个阶段，新形成的结构会形成
和产生新的突然涌现的行为表现。换句话说，复杂性，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涌现的科学。
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考温一直想陈述清楚的东西，就是如何发现涌现的基本规律。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讨论进行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整合为一的新科学才产生了一个
名字：复杂性科学。考温说：“较之我们沿用过的其他名称，包括‘突变科学’，这似
乎是一个更能涵盖我们正在致力于研究的一切的总称。”“它涵盖了我感兴趣的一切，
也许也涵盖了这个研究所所有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事情。”
所以，在两次研讨会之后，考温和他的研究所就上了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有人能慷慨解囊，资助他们一笔经费。
约翰
十五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等待资金。回顾这段历程时考温说，他那时一直很有信
心，相信经费会随之而到。“这是一段酝酿期。我觉得事情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这
个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却急得火烧火燎。潘恩斯说：“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们不能
保持住这个势头，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获得支持的机会。”
但这段时间也并非毫无成效。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这十五个月的工作进展得非常
好。考温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一些钱，举办了几期研讨会。他们还落实了组织工作的大量
具体细节问题，还说通了皮特·卡罗瑟斯以前的得力助手麦克·西蒙斯来做兼职副所长，
这样就卸下了考温肩上的许多行政工作负荷。他们甚至还要回了他们想要的研究所的名
称。以前他们只是为了需要才不得不接受里奥格兰德研究所这个名称。在作为“里奥格
兰德研究所”存在了一年之后，当地的一家公司来跟他们说，他们想要这个名称。所以
他们就说：“行啊。如果你们能帮我们要回我们想要的名称就行。”所以这家公司就只
好从那家治疗院那儿为他们买回了“桑塔费研究所”这个名称。这个交易就这么做成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考温和他的小组施巧计消除了与盖尔曼之间的一场潜在的爆发性
危机。盖尔曼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充满创意的演讲人。而且，他还从他的关系网中
为研究所董事会招募了一些新的成员。盖尔曼说：“我总是做好准备听他们说：‘不，
我太忙了。’但他们却总是说：‘哦，上帝，当然！我什么时候能来？我喜欢你们的想
法。我这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但作为董事会主席，募集基金的负责人，盖尔曼简直就没做成任何事。对他最客气
的说法是，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行政领导人。考温为此对他怒不可遏。“马瑞总是在别的
地方。”盖尔曼管事太多，而且这些事不都是在桑塔费的事。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尚未
审阅的文件，也从不回电话，把人们气得要发疯。研究所于1985年7月在阿斯本潘恩斯
家召开了执行会议，这种糟糕的情况才得到圆满的缓解。盖尔曼同意辞去董事会主席一
职，主持新成立的科学委员会。这样他就可以愉快地为研究所制定研究计划。刚从国家
科学基金会卸任回来的埃德·奈普接任了董事会主席一职。
尽管取得了上述这些进展，但研究所期望的带着一亿美元的天使却还没到来。考温
和其他人已经在想方设法努力争取。一些主要的基金会并不急于把钱投向这样一个稀奇
古怪的项目。那些正儿八经的研究项目还急需他们的资助来度过里根财政削减导致的困
难呢。卡罗瑟斯说：“我们要解决的是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焦点问题，但许多人却对此置
之一笑。”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基金机构的资助也成为很大的问题。继奈普之后就任国家科学
基金会主席的爱利克·布劳奇（Eric Bloch）似乎愿意资助研究所一笔急需的种子基金，
大约在一百万美元左右，但他肯定不会拿出一千万美元这么大的数额。考温的老朋友，
现任能源部研究中心主任的阿尔文·特里弗尔皮斯（Alvin Trivelpiece）也做了这样
的承诺。布劳奇甚至还提出，可以由两个基金会共同资助。但问题是，只有在研究所形
成一个正式建议书并被通过后，这些事才有可能。然而等待建议书的形成和批准很可能
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现在大家仍然在做兼职。但在这之前，考温手头的运转经费就很
紧缺。桑塔费研究所似乎是在做艰难的挣扎。
所以，1986年3月9日的董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挖空心思开列可能会为研究所捐资的
人的名单。大家对很多想法做了详尽的讨论。一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坐在会议桌远端靠
会议室后墙的鲍勃·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