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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的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的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
第十九章战后生涯
1945年——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了，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