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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到了E连。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好消息——麦利中士（F连）被提升为上士；坏消息——罗斯福总统逝世了。”
“就像春天和复活节的百合花那样，”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一向不大在意罗斯福的存在，但现在他真的走了，我才有点怅然若失起来。”
艾森豪威尔命令所有部队都要在4月14日星期日这一天为罗斯福总统举行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E连以排为单位举行悼念仪式。“从来不曾仰慕罗斯福总统”的福利中尉将排里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他从自己的野战背包里拿出一本圣约瑟祷告书，从中找了一段祈祷文念给兄弟们听。后来，他宣称自己是“惟一把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天主教徒而为之举行葬礼的人”。
总的来说，E连在莱茵河边守卫鲁尔矿区期间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时间实在难捱，”心生厌恶的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无聊到每天都检修一遍步枪。我们除了晚上在交叉路口站站岗，白天听福利中尉做个简短的时事报告外，别的时间就没有事可干。”他们精力充沛却鲜有发泄的途径，只好靠体育活动来打发。他们找了一些网球拍和球，在后院的场地上打起了网球，或在附近的场子上玩垒球。
韦伯斯特没有什么运动才能，但他的好奇心却不小。一天，他和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爬上了一个高达250英尺的工厂烟囱，在那个高度上他领略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毕生的雄心壮志的感觉”。到达最高点以后，他们俯瞰着河那边的壮观景色。韦伯斯特觉得，尽管“我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工厂、铸造厂、钢铁厂、制糖厂和金属板材制造厂，但鲁尔区看上去仍毫无生气，就像是被肢解了的芝加哥、匹兹堡或圣路易斯。”
4月18日，德国在鲁尔区的抵抗结束了，32万多名德军投降。
E连被派去守卫多尔马根的一个难民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有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一些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简陋的收容所，根据性别被隔离开来，个个饥肠辘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刚一解放出来，他们最直接的冲动就是赶紧休息和娱乐，这是他们过去几年里最缺乏的。韦伯斯特描述说：“他们心满意足于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在德国人手下辛苦地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食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难民们都很快乐，整日唱着歌，而且他们乐意听士兵们的吩咐，这使E连的弟兄们喜欢上了他们。帮厨已经成为过去了。在看守难民营之后，E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削过一个土豆、扫过一间屋子、洗过一个野战食具，打扫过一次空地。这些事都被难民们做了，美国人支付酬金时十分大方，这也让难民们乐于为他们做事。
还有不少的弟兄找到了既能当侍从又能做儿子的难民。鲁兹就收养了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穆其克，穆其克穿着一双过大的破烂鞋子，他的父母死在难民营。穆其克那黑黑的大眼睛和机灵的、充满活力的举止深深打动了鲁兹。他给穆其克找了一套军装，而且在德国服役期间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在行进的路上还教给他一些军队里常用的脏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记录的，“尽管上级严令禁止带着难民走，但种种迹象表明带难民行进的事时有发生，难民中的一些人从不在集合的队伍里出现，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并且看来做了大量的厨房杂务。”
简而言之，E连就是这样开始了德国之行，这段日子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每天晚上都有舒适的房子住，绝妙的食物和酒，基本上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还能在专用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悠闲地坐在橡胶胎的大汽车上，欣赏着奇异的景象：一边是令人热血澎湃的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是德军——这支曾经是世界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戏剧性的溃败。还有随身“侍应”对他们的惟命是从。
但有一点却不如他们的愿。他们原想带走一些难民营中的女孩，但他们在这些女孩身上却和在德国女孩身上一样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像其他地方的美国兵 ，他们也以为D号干粮和几个切尔西面包就可以打动女人的心，不料这招根本就不奏效。
此前的一段日子里，连里一些父辈具有捷克或波兰血统的人都特别兴奋。他们搭上了所有的空闲时间，不分日夜地用他们那点儿有限的语言能力去追求那些来自他们父辈土地上的结实而胸部丰满的农家少女。但这些带有天主教家教和中欧背景的姑娘们都很洁身自好，这让他们的期待又落了空。
对韦伯斯特来说，难民营激起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问自己。他们可是什么也没有做过啊。没有政见，没犯过罪，什么财产也没有。他们之所以在这儿只是因为纳粹需要劳动力。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韦伯斯特得出了结论，“德国人把这些人从他们的家乡抓来，强迫他们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工厂里劳动一辈子。这里还有婴儿和老年妇女，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强制住在带刺铁丝网围着的简陋的收容所里，每天像奴隶一般为铁石心肠的雇主干12个小时的活，吃的是甜菜汤、发霉的土豆和黑面包。这就是第三帝国。对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新秩序就是：干到死为止。这些德国人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心想着德国自身的利益，要把整个欧洲大众变成自己的奴隶。”在韦伯斯特眼里，“德国人都有罪，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守卫任务仅持续了几天。重新回到莱茵河后，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早上按号音起床，列队集合，检阅部队，军体操和密集队形训练，班战术演练，地图识别，一直搞到吹了降旗号才结束一天的训练。这就好像又回到了新兵基本训练阶段，弟兄们都颇有怨言。
由于部队又处于后方梯队的区域，上下级关系又得到强调，这就增大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拉尔夫·D·里奇中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补充来的军官，在营里担任人事行政参谋，就特别地招人讨厌。一天他把连里弟兄集合起来检阅，一个德国的老年妇女骑着自行车不经意间从队伍中间穿过。里奇暴跳如雷，给了那妇女一拳，把她从车上打翻在地，那女人哭了起来，里奇朝她大发雷霆，叫她立即离开。弟兄们对他这种举止都十分不满。
第二天，E连的弟兄们进行时速5英里的强行军，由里奇带队。途中，弟兄们卷着衣袖，以尽可能舒服的姿势背着武器。里奇被激怒了。他叫连队停下后，把弟兄们痛骂了一顿。“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松垮垮的连队，”他咆哮着，“连里120个人，我就看到了120种不同的背枪姿势。可你们这些家伙还觉得自己是军人呢！”
这件事激起了韦伯斯特的满腹牢骚。“这个人居然在快速行军中因为我们想舒服一点就责骂我们，他真让我们为身上的军装感到羞耻。”他写道。“这就是军队。军官们是绅士，只要我高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准顶嘴。你是个兵，你懂什么？你要是有一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成军官了。来，替我扛铺盖卷儿。把我的房间扫了。把我的卡宾枪擦干净。是，长官。你为什么不向我敬礼？没看见我？那好吧，退回去好好敬。少尉、中尉们，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特权总是高于职责啊。”
也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里奇那样。比如斯皮尔斯上尉，尽管他常朝人咆哮，而且名声不好，但他很关照弟兄们。他觉察出了大家的厌倦情绪，就组织大家去科隆观光。他想让弟兄们看看这座城市，看看遭空袭后的结果（科隆是德国遭空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有两件事给弟兄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空袭的破坏程度之大。窗户全被震坏，教堂无一幸免，每条小街小巷都堆满了瓦砾。镇中心处宏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