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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支积办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里不是我想去的医院。小霍告诉我：“哎呀那是晋渡山最好的地方呀！支积办就是支队犯人积分考核办公室，属监狱直管的，只是设在严管队而已。哪个犯人的挣分、奖励、减刑都要经过那儿的！你去吧，说不定哪天我还得去找你帮忙呀！”我半信半疑地抱着铺盖卷，跟着来领我的干事向即将投入改造后的正式服刑地点走去。
过了操场左拐不远，有一个幽静的小院落，这就是第十七中队——严管队。进了小小的木头院门，印入眼帘的是个虽干净清爽却很古旧的二层带院小楼。监舍、活动室、干部办公室、积委会办公室、支积办办公室等都在楼上，而一楼除了一个不大的餐厅外是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扇形小院。我从二楼的楼道看下去，里面有七、八个严管犯正在跑步，由中间一个本中队的犯人看着象是永无停息地跑着。小院里又有两个房间，小的是让严管犯们晚上睡的，只有地铺，大点的是思过室，他们每天除了跑步吃饭睡觉，就是在这儿盘腿坐着思过，一思两三个小时。这些以后再提，它不属于我的工作。
我们住的监舍不大，一圈摆着十张木制单人床（居然不是上下铺的铁架床！好落伍呀！好有气派呀！）。有个老乡过来接了我的铺盖放在一张空床上。他叫石晓，是本中队的卫生兼纪律委员，他给我大致讲了严管队及支积办的工作，同时带我熟悉了一下环境，并且告诉我只要到了这儿，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他都能办到。我在晋渡山和他关系不错，出狱后至今我俩还经常在一起聊天，很惯熟。
监舍里面的隔壁是电视房，石晓说这个队一般来说电视随便看，只要没什么事，不管白天晚上，别太把干部吵着了就行。电视前面摆着几排长条木凳，中队开全体犯人会议时也在这儿。电视房后面还有一间屋子，里面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石晓说十七队地方太小，只能搞这个活动了，干部犯人都爱打，水平都还可以。他当即递给我一个拍子与他对打了一会。我哪能打得过他呀！他每天都打的，虽然他发球不标准，没有高抛。监舍前面是积委会办公室。十七队加上我才八、九个犯人，支积办就占着三个。支积办主任李友军兼着中队积委会主任，文化委员是个姓展的上海人。他们三人领导着的只有一个门房、一个打饭的、两个看严管犯跑步思过的。这间积委会办公室说起来是供委员们办公用的，其实队里谁写个信做个作业什么的都在这儿。再往前是干部办公室，顶头便是我的服刑场所——支积办。
石晓带着我推门而入，大声地同李友军打着招呼：“老李！这是小白，我的老乡，刚分来的，你得多照顾呀！”老李的年纪不大，也是一口炀城话，我很纳闷石晓为什么说我只是他的老乡，而没包括老李。老李笑咪咪地说：“和你是老乡，和我就不成了老乡了？有你在这儿，还用得着我照顾？”说完二人哈哈大笑。后来石晓告诉我，晋渡山三千犯人，一千坑上两千坑下，所有人的积分考核造表等就由这儿的两个犯人负责。管坑下的是晋渡市籍的个小伙子，叫东东，很快就出监了，我来应该是要接他的班。老李管地面，虽说人数少但地面上都是些狱政科教育科生活科等，油水大得很。他说：“你在这儿先干着吧，随后再慢慢来。不过老李那家伙鬼得很，你得赶紧跟着东东学业务，免得他走了你不太懂的时候老李日鬼你。”我点头记下。其实我刚下队这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信息，哪能消化得了呀，只能囫囵记下一些，在以后慢慢观察思考中对照着逐步领会了。目前好象需要牢记的只有两条：学业务、防老李。
我转了一圈刚坐在铺上没多久，接见室的犯人（属狱政科入监队管理，负责通知各中队的谁有家属接见并把他们带到接见室）过来通知：“白露！接见！”
我后来想父亲可能知道我今天要下队，很早就在外面等着接见。这已经是第三次见到父亲了，但我还是很想念他。偌大的接见室空荡荡的，除了我们，只有一个年轻的犯人在距我很远处接见，同他妈妈隔着玻璃趴在柜台上说话。母亲个子矮，柜台对她略显高。她努力向前探着身子，低声又怜爱地数落着什么。
父亲和我说了几句话后，谨慎又慎重地说：“小路，我想和你说点事。”
“什么？”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妈，其实很早就去世了。”
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恶梦终于醒了，好久以来压在心头的恐惧终于被证实。妈妈从小就要强，她和爸爸都是炀城一中的优秀生。爸爸考上大学后的第二年，文革取消了高考制度，妈妈只得回家务农。文革过后她又报名参加师范考试并通过。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克服重重困难在师范学院进修的情景。妈妈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专教理化。她和爸爸都是数理化的尖子，偏偏我却对此愚钝不开窍至极。后来她调至行政机关，无论做什么工作，虽不敢说尽善尽美但总是尽职尽责。妈妈对我要求甚严，我虽是独子却也常被筷子、鞋底等抽打胳膊、小腿，打过后她一边给我讲道理一边给我揉。妈妈很早就教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并逐字讲解，在她和爸爸的熏陶下我逐渐养成了遇事想办法、不轻易求人的好习惯。妈妈的肝病属遗传，我从她身上继承了风风火火的性格、粗心大意的毛病、以及肝病。这种病需要营养和休息，但她吃苦耐劳生活朴素导致病情发展很快。在九一年因鼻窦炎做手术时才查出有肝病，并且已经硬化腹水。但不幸的是她此时又得了精神病。二种病的药相互克制，医生和我们都束手无策，只能托亲戚们轮流在我家每天看着她、陪着她、哄着她。我想起当我告诉她我考上大学的好消息后，她麻木的脸上竟然象听懂了一样露出微笑！谁料92年9月这一别竟成永别！叫我如何不伤痛欲绝！泗泪沾襟！
“她九四年四月就去世了。你当时还在省城，我也没法告诉你，也不想告诉你。”父亲轻声地说着。
妈妈不仅对我要求甚严，还对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都要求甚严，严而不粗暴干涉，宠也张驰有度，尊老爱幼乐善好施，其性甚善！妈妈从小要求我不能与别人比生活，而是比学习和本事，虽在心里很希望我能学业有成出人头地，却从不挂在嘴边唠叨。她熟知俄语却不懂英语，从我上初一起她为了不让我这门课落下，每天督促我听写抄写，然后以检查拼音字母的方式检查我的单词。可是我的数学总是令她失望。初中三年每次考试过后妈妈会问我“数学考得怎么样”上了高一就只问“数学及格了没有”从高二起就干脆不问数学了，我很惶恐也很无奈，二十分左右的分数实在难以示人。小时候家里穷，妈妈没办法为我和爸爸做些什么好吃的，但她总是省下她的一大部分让我们吃饱。她总说自己不吃肉不吃鸡蛋，吃了恶心，但有时候我和爸爸将肉偷偷藏在她碗里时她也吃得很香。妈妈洗头只用洗衣粉，洗脸洗澡只用肥皂，秋衣裤、袜子等都是打着厚厚的补丁。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没有自来水，她和几个邻居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去两公里以外的水井上挑水，居然有一天出门时黑灯瞎火的撞在门框上，半边脸神经麻痹，针炙了好久。妈妈后来几种病积于一身，身心遭受到极大痛苦。她从小受党的教育多年，是无神论者，后来病了后却总是感觉自己脑子里有各种神、佛、仙、妖，并痛苦不堪倍受煎熬。为了不损害她已经硬化的肝脏，爸爸不给他服镇静剂，而是满足她的无理要求，请来诸多外道（巫婆神汉），在家里到处悬挂佛像，到处贴在黄纸书写的神符，到处焚香燃烛、诵经布道。外道们诵到哪里，爸爸就磕头磕到哪里，一晚上磕上百个头是常事。外道们在客厅围着坐在椅子上的妈妈做法事时，爸爸必须长跪于佛像前，随着外道的手势一会磕一下一会磕三个头。爸爸更是无神论者，但为了妈妈的病他心甘情愿。我只参加过一次就跪得头晕眼花磕得膝盖肿痛，但爸爸参加过好多次却从没说过苦。可是，无论怎样，妈妈的病情总也不见好转，神智也总不见清醒，有时连我也不认识，有一次我在她身边服伺，她突然大叫着“驱鬼！”将我一脚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