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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熟悉了，这些都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才觉得正常，觉得自然，才能始终保持思维锐利、思路清晰。
在今年24队的劳改积极分子一榜上面，省级五个：我、刘务、小龙、海军和一个生产组值星员（今年犯人人数多，指标多了），在积极分子名单中，除了一些公认的获奖者外，出现了张小光、周文吉（今年春天刚下队的），没有有付，没有二臭，也没有宗法。
本来我有个监狱级积极分子这五个月，就能于明年四月凑够两年半的徒刑，然后一次性报减余刑了，但中队仍给我报的是省级，哪怕多出来的这三个月浪费了，也不能损了大队坐班犯的面子。相比之下，现任主任宗法就有些尴尬：用不着积极分子，就不给了，反正一过年就会报分下队，一个外地家，谈逑的面子。
有付的带病号职责已于今年八月中队收为内工时卸掉了，不过他仍挂着卫生委员的名号，恬不知耻地管理中队卫生。有付实在撑不下来了，医院的犯人们胃口太大过于贪得无厌，货源稍跟不上都会遭冷落，更何况不名一文的有付。既然带不了病号，就不能占今年积极分子的指标，所以有付没在一榜名单之列。有付很发愁明年开春宣布了新的卫生委员后自己何去何从，再回烧锅炉已不可能：君光这一年来在每个干部洗澡时都伺候得服服帖帖，牢牢占据了这个位置。有付怕下坑出工（似乎是必由之路），好歹自己也当了一年大油，再下坑（要逑没旦，只能当板油）面子多挂不住呀。有付也很想搞点货疏通一下关系，哪怕来年留到中队打扫卫生干杂活也行啊，但他一点经济实力也没有，只能是空想。有付有时讪讪地到我办公室坐一会，稍流露出哭穷的话题我俩很随意地岔开了：跟我耍脑子，扯鸡巴淡的事！
从八月份起接替有付带病号的是脖子有点歪的小赵。赵歪是本地小后生，家境还说得过去，徒刑小，才两年，他也不图年底评奖或减一点刑，只图不下坑、平安地渡过最后这段刑期。所以中队让他带病号：即对他家人托来说情的关系有个交待，又能重新收拾起带病号这项工儿。赵歪也清楚自己的处境：这有逑甚了！让俺爸俺妈多给送些钱，往医院犯人那儿顶货就是了，过了年没几天咱就下出监队走人了。
今年一榜中出现的周文吉，普遍认为是下一任卫生委员。他虽然下队仅半年多，但家境殷实，本人说话办事也有两把刷子，估计应付得了医院那些杂种们的无度索求。而另一匹黑马张小光，难道会是下届主任？我暗自揣摩中队干部的用意：看来，确实不用老五那种大拿来对犯人实行强权管理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张小光对我恭敬有加，但由于他与刘务是老乡，平时二人很是热络……算了，不管逑他，待到明年三月，我离出狱就指日可待了！就算张小光当主任后完全受刘务控制，我避其锋芒便是。
中队几个大油中，二臭什么也没捞到，我能感觉到他为自己的努力没得到认可而很受打击。宗法尚自顾不暇，刘务在加紧联系张小光、周文吉等新贵，二臭只能与我谝一谝。其实我基本上不劝任何人什么，我觉得每人的思想都是独立的，不能以已所想去要求和引导别人，只有一些关系不错的人遇到事时，我会帮他分析各种可能性，但拿主意还得靠他自己。而对于二臭，我与他很熟，不过感觉着无法在内心里接纳他为朋友，他象一匹杰傲不驯的野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兔死狗烹）的取舍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价值观，我不能认同这样的性格。今年初只是利用他想在年底捞点好处的心理引导了一下，此番受到打击后他将走向何方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我想他这人顶多还当个孤独的反改造分子，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外部环境来说，他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就随他去吧。郝导说过，监狱就是要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就允许极个别改造不好的情况存在。
受打击的二臭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表露出对小走的征服和依赖，这和没出息的男人经常打老婆是一个道理。小走今年也花大力气弄了个积极分子，对此二臭毫不掩饰是他出的钱顶的货找的人，然后一把把小走搂过来亲一口，手顺着裤腰就伸进去了：“哎呀小嵬子，我觉得你就是忘了你老子也不能忘了我呀……”
这时候，我真的害怕了。我害怕出事，害怕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我不顾坐班房的阴冷，每天除了回中队睡觉，绝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呆在这儿看书写字，不愿与任何犯人增加任何联系，因为谁也不知道哪句话会得罪哪个人，也不知道哪个人是专门被人派来与我闹事的。此外，我还私下里叮嘱楼道坐班的四亮和小敏：万一我要是和谁闹开了，我的身份不容许我退让，一定得冲上去打，但是你们一定要拦住我，从而让我能借机找个台阶下，把危险扼制在萌芽状态，切记！
不容易啊！上次减了一年，明年即将一次性报减余刑两年半！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啊！所以我才不顾廉耻不顾脸面地出此下策。况且，除了减刑之外，还有个名誉性的奖励在等着我——春节回家探亲！
从去年过年开始，监狱每年会从余刑一年之内（挣到手的积分、奖励都包括在内）、一级从宽、一向表现优秀的犯人中挑选几个，享有回家过年的殊荣。当郝导告诉我，大队把我作为代表报上去报，我没报什么希望——这个奖励荣誉感太强了，全监五千犯人，比我声名显赫的犯人多的是，哪能轮得着我嘛。
但是监狱居然通过了对我的审核，我也名列可以回家探亲过年的八个犯人名单之中！
但是监狱居然通过了对我的审核，我也名列可以回家探亲过年的八个犯人名单之中！
我兴奋地往家打回电话，告诉爸爸这一喜讯，要他腊月三十上午来接我。爸爸喜出望外，连连说好的好的，随后便要去给我买衣服。离家六年，我的衣服都已经送给当年还在号子里的我了，并被剪了铁拉链、抠了铜扣子，全毁了。家里我的衣服一件也没有了。爸爸从背心裤衩到秋衣秋裤到牛绒衫羊毛裤到西服皮鞋袜子，给我买了一套新的。
探亲是探亲，我对监狱里的工作没有丝毫懈怠。从98年12月下旬起，我开始带着25队工房的几个犯人安装大院的牌楼，并已基本安装完毕，没有任何差错，只须郝导检查验收即可。
从腊月初十开始，我便首先张罗着请李队长写对联。先托包队长买进红纸、金粉和几条红梅烟，再让23队的主任郝一民（与我一起由晋渡山转至荫矿者）给我找了筒稀料。与李队长约好时间后，让小成用烟去大灶上搞了些好菜，又带人按各种对联的大小裁好红纸，调好金粉，恭候大驾。晚上，李队长自己带了瓶三两装的二锅头进了中队，边吃边喝边与我聊天。他让我喝点，我礼貌地谢绝了。李队长吃喝毕后书兴大发，掏出自己的大毛笔和对联书泼墨疾书。李队长那晚只写了二百多副对联和几十个“福”字，但我除招待吃喝外又硬塞给他两条烟。之所以如此盛情款待李队长，一是平时关系不错却没机会好好聊聊，二是帮23队主任郝一民和学习委员齐森的忙。其实我需要的对联很少：干部方面只有大队仨干部加包队长，犯人方面我只与小报社的俩犯人有直接联系，其他诸如生活科、狱政科、医院等的大油，我与他们只是面子上的关系，没有实际利益这些勾扯。23队齐森也能写一些对联，不过那水平与李队长差远了，他说中队监舍所用的和分队长们用的对联他自己写个一百多副就行，可是给中队长、指导员、内勤等干部家用以及往教育科大油们那儿送的对联，就希望能得到李队长的墨宝了。我说试试看，到时候叫你们过来帮忙，其他招待费用和红纸金粉这些我包了。我是从23队出来的，其实只是柳大荣帮过我一点忙，到后来是我一直在帮这个中队的各届主任和学习委员，但我就图个心里痛快。
23队现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