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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水平之下。人性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这种嫉妒使人们重视复仇而轻视宗教，重视利益而轻视正义。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们开始预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本来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对未来也不是太乐观，他倾向于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种灾祸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有所不同〔23〕。
总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趋于低沉。当然，在这些衰败的景象之下，还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还是会有新的东西生长。人类有把握说，它还能达到新的辉煌。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到了这一点，但那已经是另一种辉煌。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不难注意到，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哲学的猫头鹰确实往往在黄昏才起飞，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释、反省、沉思，有时也包括哀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3〕这有些类似于美国立国后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贵族和身份等级制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社会却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大众民主。见《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例如梭伦改革的在当时穷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损害自己利益两者间寻求中道：他废除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禁止以后再有类似的出卖人身的契约，但并不平分土地；在政治上他给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选举权，但却只有那些财富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有被选举权。他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等等。而这种“中道”相对于错误的极端来说，又是一种“直道”或“正道”：“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详见《雅典政制》、《古希腊罗马名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宁说动机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宪法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当时站在贵族立场的政敌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虑。但贵族总还是更多地受到传统道德和荣誉感的制约，如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梯德与出身穷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争，前者就表现得更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城邦危急时能主动捐弃前嫌，而后者虽然富有才华和极佳的直觉判断力，却不那么讲究手段。
〔6〕 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7〕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为其敌人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其中赞扬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进取精神，说雅典是远为近代化的国家。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 基托：《希腊人》，第144页。
〔9〕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写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城邦之间，“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国和同盟的形成看来在点燃和扩大战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11〕〔12〕〔14〕〔16〕〔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8、19、456、439～442、150、518页。
〔13〕参见基托《希腊人》第7～8章的叙述。当然，斯巴达虽以“解放希腊”为号召，事实上主要也还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5〕日后柏拉图想寻求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往这个国家。
〔17〕尼西阿斯认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选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数人在叫嚷，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一旦回到雅典，许多人就会改变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他想与其死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敌人手里。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32页。其他如处死打了胜仗但在救援和处理尸体上不力的将军们；支持胜利时的亚西比德，而他一旦失败一次则即将其抛弃；对伯里克利罚款以解怨气等等。
〔19〕据说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的妇女》，实际上是描写弥罗斯陷落的悲惨情况。
〔20〕我们可以想想春秋时候的吴、越两国的强弱易位。而《论语》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则显示出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且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亦曾实行。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3页。
〔22〕可以参见加缪的小说《鼠疫》，不过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个别人的一种英雄主义。
〔23〕在交代自己的写作志趣的时候，修昔底德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书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 陈 虹
近来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却默不作声。”〔1〕又曰：“知青文学影响那么大，干校文学却尚未形成大的气候。”
〔2〕
的确，目前所能看到的“干校文学”只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洗礼》、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等；而且其中除了中篇小说《洗礼》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些回忆文章或者日记。针对这一现象；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中，有人即将“文革”期间作家们的心态归纳为这样三种：1。矢志不渝的虔诚；2。难以排遣的哀怨；3。宁折不弯的抗争〔3〕。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则认为“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从势者”，从心态上分，有“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三种〔4〕。然而，此类说法均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中，作家们抑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心态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出现于1968年的那个“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其心态史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驿站”。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分析，是无法正确回答出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的。
本文将以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为一“个案”。它的特殊不仅在于集中了6000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了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张天翼、萧乾、孟超、陈白尘、王冶秋、冯牧、李季、郭小川、严文井、王子野、陈翰伯、司徒慧敏、李琦、金冲及、王世襄、陈羽纶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更因为它是文化部的干校——既然“文化大革命”大革的是文化的命与文化人的命，那么这6000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