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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结束了，尽管偶尔还可闻到麦卡锡发出的几声犬吠，但过气“英雄”，孱弱气短，和者无几，终于像一堆人人掩鼻而过、臭气熏天的垃圾，被扫地出门：共和党人提出要与麦卡锡断绝关系，要求参议院撤销其各种主席职务；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则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听到最近消息么？麦卡锡主义成了过去了。”艾森豪威尔微笑着对他的部长们说〔28〕。1957年，麦卡锡连同他的主义被深埋于地下，陪葬的则是一个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猜疑的年代”。
麦卡锡注定要被抛弃，他带有太多的道德缺陷：凭借着议员身份受贿、借债搞期货投机、玩赌马、酗酒成性；一贯自吹自擂，善于讽刺挖苦他人抬高自己；不学无术，常常将别人的讲演词塞进自己的讲演稿里，即使连尼克松也成为他剽窃的对象；更糟糕的是，在政治上从不讲游戏规则，为达目的而不惜采用卑劣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欢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当面撒谎，还有偷窃机密的癖好……威廉·曼彻斯特将其称之为“品质低劣的政客”，是恰如其分的。
不过，如果将道德缺陷当作麦卡锡的致命伤，是极为表浅的，不准确的。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主义的批判。前者只能作为麦卡锡本人成为社会弃儿的一种解释，但却无法说明麦卡锡主义终结的深层原因。而后者，我以为，应当归结为威廉·曼彻斯特所引述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所说的一句话——“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29〕人们最后抛弃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小人，更是一种与民主为敌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专制主义。
本来，就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制度性质而言，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彼时彼地，如果没有听到“反对共产主义”的声音，反倒是令人奇怪的。然而，当这个美国参议员及其主义四处泼脏水，任意构陷罪名，肆无忌惮地蹂躏自由思想，封杀一切不同声音，“惟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受到惩罚”〔30〕，其专制的内核日愈凸现，反民主的走向日显清晰的时候，置于美国社会面前的严峻选择，并非“反对或者接受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乎专制乎”。所幸的是，这个社会作出了它在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选择：让专制走开，终结麦卡锡主义。
美国人必须承认，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社会及其制度上的一块污点。托克维尔在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及其制度考察后，认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发生失误的机会肯定要“多于国王或一群贵族”，不过“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31〕。问题在于，美国人借助怎样一种社会机制而有机会去擦拭麦卡锡主义这块污点呢？
从威廉·曼彻斯特的笔下，我们注意到两个现象：一是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美国社会也并非“舆论一律，铁板一块”，人们仍然可以发出或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公开谴责麦卡锡主义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32〕；《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则步步与麦卡锡作对，“一直揪住他不放”；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更是用画笔犀利地指向麦卡锡主义——“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晃晃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33〕；而当得克萨斯州有人主张公共图书馆应当把“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以监视阅读者的时候，“主张公民权”的人们公开表示反对，并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34〕；在多数人对共产主义噤若寒蝉，缄默不言的时候，还有共和党人敢于站出来说应该允许大学里讲授共产主义；即使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也总是会听到对麦卡锡主义发出厌恶的嘘声。尽管这些声音有时并不十分响亮，但它确实存在着，从未停止过，社会没有因为它有“异端”倾向而令其收声。多元的声音包括麦卡锡和反对麦卡锡的声音并存，使人们获得了从另一种视角观察麦卡锡主义并且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的法律制度从未崩解，它依旧正常运转：对于麦卡锡的“指控”以及由于“指控”所引起的纷争，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诉诸法律程序公开地解决。虽然，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通过法律程序所作出的结论未必都是公正的，许多人仍然受到伤害，但应当承认，法律程序的存在，保证了受无端指控的人有权进行辩解，有权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来保护自己，而有的人则最终得以避免成为麦卡锡主义完全的牺牲品，罗伯特·奥本海默“间谍案”即是一例——在经过听取了四十个证人的证词后，国会听证会推翻了所谓“间谍”的指控，并且对奥本海默本人作出“我国人民可以放心，他是个忠于美国的公民”的结论（当然，也留了一个“尾巴”，维持取消绝密工作许可证的原来决议）。1963年，肯尼迪总统决定将一年一度的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程序的存在，也为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提供了一个契机：倘若没有那次向全美公开转播的国会听证会，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生命或许还将延续一段时间，何至于在全国观众面前大丢脸面，焦头烂额，短短时间内就被当作垃圾清扫出政治舞台？
让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将纷争纳入法律的轨道来调整。这种社会机制在阻断麦卡锡主义使它终究没有裂变为一场引发整个社会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显示了某种自觉的作用。它多少印证了托克维尔的一个断言：“我深信，倘若专制制度将来竟有一天在美国建立，它在消除自由所形成的习惯方面，将要比在压制人们对自由本身的爱好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35〕这或许是从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中，我们所能找到的麦卡锡及其主义终结的一种答案，尽管它并不是答案的全部。
顺便说一句，《光荣与梦想》在美国初版于1973年，其时，太平洋这一头的“文化大革命”据说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倘若麦卡锡地下有知，他还会寂寞吗？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4〕〔25〕〔26〕〔27〕〔28〕〔29〕〔30〕〔32〕〔33〕〔34〕〔35〕见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748、753、644、696、753、989、753、753、740、991、991、821、820、742、708、708、709、821、978、803、985、996、1003、1007、1007、1008、1011、1009、820、820、748、821、279页。
〔23〕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被告不得自证有罪。
〔3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6页。
司法的道德之维
？ 曹 刚
传说中国最早的一位法官是皋陶，他是尧、舜时代的人，他品行高尚，谨慎廉明。舜帝的父亲瞽叟犯了杀人罪，皋陶依法判处瞽叟死罪。舜帝不肯枉法，但又不愿父亲被杀，就背着瞽叟逃到海边去了。朝中大乱，官员们公议恭请舜帝回朝，赦免瞽叟死罪。这个故事至大舜背父逃海为止，出于《孟子》中的一段议论，后半部分想来是民间发展出来的，至明代编为杂剧《齐东绝倒》广为流传。皋陶的审判方式也很奇特，每当诉讼双方争执不下时，他就牵出一头奇兽，兽的名字叫“獬豸”，它会用角去抵触有罪的人。后来，这头奇兽也变成了一种象征物，像明清时“风宪官”的官服补子的图案，就绣有一个獬豸。历代皇帝陵墓前的守墓石兽也往往有一对石獬豸，表示帝王的司法权力。我们撇开此类传说中的神明裁判的意味不谈，总会发现强调司法的公正和法官的德性是一个理想的司法必须具备的两种品质，换句话说，正义与德性是谈论司法的合理性的两个必需的道德维度。
一、矫正正义与司法的三个道德标准
立法是与分配正义相联系的，它要求按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和贡献的优劣来分配权利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