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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挖掘的地窖里。
像后来的海德格尔等人拒绝谈论上帝一样，卡夫卡很少谈到上帝。他的痛苦和负罪摆脱了上帝，只靠自我来承担。那时，尼采的疯子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寻找上帝并且宣布我们大家杀死了上帝。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仿佛一场前所未有的日蚀，在欧洲撒下了它的最初的阴影。“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福柯语）当上帝成了飘荡着的亡灵，没有任何主人，甚至人也不是自身的主人，卡夫卡只能在虚空中前进，以冷漠的叙事喻示着世界的无意义，以贫乏的语言与这个贫乏的时代相较量。他在1917年9月19日沉痛地写道：“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上帝的存在是虚妄的，理性同样虚妄。在一场虚空中，能把握的，只有个人。卡夫卡说过“个人忍受着历史”。人与历史的关联就像蜗牛和它的壳，谁也无法逃离被历史抵押做人质的命运。卡夫卡的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人的生存处境只是一种赋予。当信仰的空气稀薄而寒冷，当历史无边而沉重的阴影投射到身上，命运表现为无法抗拒的绝对性。面对历史，卡夫卡只能竭尽全力“彻底穿过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伊格尔顿语），并回到自身，无可救赎地忍受着永远的孤独。他需要一种独特的坚守，表达另一种历史。这时，不是写作参与了历史，而是历史参与了写作。卡夫卡在废墟上写作着精神自传，成为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说：“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过你双足的覆盖面。”不幸是对幸福的奢望。人要知道自己幸福的尺寸。幸福是一种深深的扎根。
卡夫卡背离了历史，历史也背离了他。时间是荒凉的河流，他独自向着坚硬的黑暗掘进。在小说中，卡夫卡取消了历史性和时间性，时间的连续性不是靠延伸而是靠事件转换维系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没有过去，只生活在现时中，在“无限拖延”中将命运悬置起来。时间本身是静止的，是无始无终的，人不可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在时间刻度的消失中前行，一个瞬间包藏着无穷瞬间。取消了时间就是取消了方向，意味着一切的可能。日历已经作废，生命时钟拨向了永恒。正如奥地利学者波里策称卡夫卡的时针是静止不动的。跌落到时间之外，没有时间的纵深感，人不可能找到归宿。卡夫卡和K们一样，都是漂泊化的影子一样的人。
卡夫卡活在历史之外，但他不可能不与历史发生纠葛。卡夫卡确信神圣上帝不存在，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宗教感。在他箴言式的笔记里，充满了自我的矛盾，世界的矛盾，人与世界的矛盾和此岸世界、彼岸世界对人深重的压迫和变异。卡夫卡一直拒绝与世界的和解，但他坚定地说：“在你和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这是卡夫卡与世界签订的一部条约。他与世界的关系既是斗争的，又是结盟、相互消解、相互支撑的。当一方力量衰微时，他施以援手。这样，他和世界才能势均力敌。这场伟大的游戏没有胜利的一方。他和世界同样都是弱者。在斗争中最终不是彼此的征服，而是摧毁虚无感。卡夫卡与世界为敌时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与世界斗争的态度决定了斗争的结果。这让我想起他的小说。小说是卡夫卡写作的中心。卡夫卡的小说是留在世上的永远毁灭不了的生命的图景，是卡夫卡的生命与世界相会合的地方。卡夫卡把自我置入小说。他的心脏在他的小说里跳动着。卡夫卡身历其境，在幻象中确证自我。这就像普鲁斯特说的“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品”。这是卡夫卡写作的永恒状况。卡夫卡注视K，就像端详镜中的自己。卡夫卡和K都忘记了，自己是K，还是卡夫卡。他们的身份早已勾销。但他们彼此是陌生的。他们是互相替代、互相背叛的亲密的朋友。K的存在是双重的，但卡夫卡仍然无力主宰K不可逆转的命运。对卡夫卡来说，小说的发展就是一个个的困境。
卡夫卡的小说是他的发明。他的现实是无中生有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在小说里，卡夫卡被推向纯粹、奇异的生命体验中，经历了无数遍人生。对修辞有洁癖般敏感的卡夫卡拒绝抒情的文风，以有限的、貌似枯槁的词汇朴素地叙述，但每个细节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指向永恒。卡夫卡不需要渲染。简陋就是丰富。最疯狂的想像需要最坚固的材料。他的语言混凝土般地凝固在叙事中。他的小说段落很少，几乎不存在冒号。他削弱了关节，几乎没有跳跃。小说以奔跑的速度不可思议地发展着。在三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里，当小说的走向愈发明确时，卡夫卡停止了。无人知道小说将终止于何处。也许因为漫长而无法结束，也许因为他想让小说永远向着未知成长。停止也是一种延伸。任何一个结局都意味着对开阔主题的伤害。卡夫卡把小说当作精神道路来体验。世界即个人。个人的命运即世界的命运。卡夫卡说：“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而已。”于是，小说戛然而止。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重视。《城堡》德文第一版仅十八章，问世后，布罗德在整理遗稿时发现了第十八章的续篇和第十九、二十章以及其他不同的稿本、片断和删改的章节。卡夫卡把写作当成一场走火入魔的游戏，一次险象环生的逃亡。为躲避追踪，谁也不知道他设计了多少条行进的路线。他微微颤抖的手把错综的旅途遥控得变幻莫测。他的视线永远在黑暗里。最终，具有超人视力的他看见的是他永远都不可能看见的。无疑，这样的写作就是为了失败。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狭窄的走廊。命运不可修改。无以自拔、无以超越是永恒的人生处境。就像K无论怎样冲撞，庞大的、隐没在雾中的城堡的大门依然对K紧闭。没有什么坚强有力的因果逻辑，你只能在荒诞中遭遇不幸。仅仅是不幸吗？在《饥饿艺术家》里，绝食艺人不也保留着决定是否继续表演下去的自由？尽管生命是徒有其表的形式，人物也似乎没有重量，但在这种深刻的无力感中，卡夫卡始终有一种要把人物解放出来的渴望，也是自我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要求。人是为孤独和自由而生的。布罗德诠释卡夫卡的基本原则是：“怜悯人类！他们正在非常艰苦地寻找要做的正义的事情。怜悯，半是含笑，半是流泪的怜悯。”
“不顾一切地与所有人隔绝，与所有人敌对”的卡夫卡，透彻而深入地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的深层机制，是集体无意识的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者。卡夫卡作为一个伟大的局外人，自绝于人类又对人类无比悲悯。卡夫卡的作品不是狂躁的，他不控诉，也不批判，连一丝嘲讽也没有，在处理痛苦时也显得无比平易，更无意于催泪式的渲染，使我觉得他的血液里充满了善意和毫无杂质的纯净感。在阅读中，我总能感到黑暗的核心，有一丝微光在轻柔地放射着。《在流放地》里，正义是以一架经过精密的残忍的设计制造出来的无人性的、几乎像魔鬼般的机器的形象出现的，机器处决了人。置身人为的虚幻机构里，真正的恶就隐藏在我们内心。制造痛苦的和经受痛苦的是同一个人。而《审判》的主人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而被逮捕，直至“像一条狗似的”死去。悲剧的真正形式是生命不是以赎罪的牺牲品而灭亡。卡夫卡给人类道德伦理体系留下了怀疑的极度创伤。在阅读中，卡夫卡不断向思想愈加钝化的我提问：是什么样的幻影统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试图奴役人、剥夺人的自由？是什么剥夺了我们的主人身份？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相信卡夫卡在写作时也这样自言自语着。灵魂不再昏迷的人们，也会这样扪心自问。对《判决》这个暴风雨般的故事，卡夫卡自己曾留下三种解说。他的小说要诉说的正是无以言说的。套用博尔赫斯的话：“现实远比虚构的更神奇。”现实总被无视和缄默掩盖。世界远比我们的视线宽广。我们表达的仅仅是看得见的部分。卡夫卡将现实寓言化，因为更深、更宽广的现实只能用隐喻才能抵达。隐喻是蹲伏着的一双始终痛苦的眼睛，是内心里的诚实，让卡夫卡越过真实性的疆界把握世界的本象。世界的结构就是隐喻。说到底，作家的主要经验并非源于直接经历。卡夫卡的作品包含了自身命运的自觉。在隐喻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