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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现实生存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生命原则的坚守。是与非、合理和不合理在这里相互渗透交融，这才是鲜活的真实。正是在这种真实中，小说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写透了。“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小说主人公这番话，表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入思考。在精神追问的境界上，《沧浪之水》是以前的类似作品不曾抵达的。
刘起林（复旦大学博士生）：小说从池大为的精神血脉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写起，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在官本位生存法则下，知识分子原则守护的局促、人格的孱弱和心灵的煎熬。小说发挥第一人称的叙事优势，表现了池大为在环境强大逼迫下，精神的痛苦与无望，并通过他承受的琐屑而柔韧的威压，痛切地揭示了追求现世功利的时代环境对于信仰与精神追求近乎恐怖的压抑。小说对官场的描写进入了文化的层面，获得了美学与精神品味的双重提升。
阎晶明（文学评论家）：一口气读完《沧浪之水》已是凌晨四点，我突然惊奇自己做了一回真正的小说读者，而且对日常化生活故事如此热衷。我感觉自己跌入了小说人物池大为的灵魂世界里，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起伏动荡，我是被打动了。池大为是当代生活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出身不高，学历不低，生活里的一切远没安排好，清高孤傲却早已成为性格中的主要部分。他深知自己悲剧的根源，就是不愿真正彻底地改变自己。他最终屈服了、成功了，变得比任何人都彻底而且变本加厉。是生活教训了他，面对一次次无法回避的难堪与屈辱，他埋葬了“旧我”。这种小人物变迁的历史，被阎真写到了极致。
常 立（复旦大学博士生）：《沧浪之水》着力描写权力与金钱支配下的扭曲人性，立意之深、思虑之广、责问之切使它比一些同类题材小说更加沉郁厚重。与某些官场小说不同，这里没有一个人物具有鲜明的正面性或反面性。作者没有虚假地塑造任何一种代表正义、象征光明的力量，没有浪漫主义地描写英雄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拒绝提供任何廉价的希望。池大为事业的成功以付出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感为代价，现实逼迫他放弃一切精神抵抗。读小说我们会对池大为寄予奇怪的同情，仿佛就是在同情自己，理解他的“堕落”，也就理解了自己，这正是小说所具有的奇特魅力。
唐志文（中南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和一些小说就官场论官场不同，《沧浪之水》是立足于文化立足于人生写官场，有充沛的人文底气，这种底气使小说在精神层次上有了超越性，也丰富了小话的话题空间。
张晓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小说以官场为背景写知识分子，与以前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不同，《沧浪之水》既不以谴责立意，也不以暴露为本。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保守、清廉与腐败的两极对立，没有那种黑白分明的善恶二分法。我读《沧浪之水》没有感觉慷慨悲壮之后的空洞和茫然。作品真实地告诉读者生活的真相：人为什么要选择仕途，选择了以后又只能怎样。这就是雷达老师说的，“小说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作者平心静气地演绎生活的必然逻辑，写透了现实生活为什么如此而且只能如此的根源，写透了不合理之中的合理性，使小说在众多同类题材中显出特殊的亲和力。
雷 达：我们可将此书看成一本思想小说、哲理小说。然而，小说倒也不缺乏形象的丰满度和生动性，池大为和马垂章这两个人物写活了、写透了，其复杂内涵令人深长思之。
孟繁华：我惊异于阎真的语言才能，他的心理叙事、对话艺术、对人物的精致描写以及长篇的结构能力，对日常生活体察的细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
？ 周 晗
我渴望那些突然使我置身于孤独中的东西，比如旅行、阅读。那次远赴新疆、甘肃时，我只带了三四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有《卡夫卡传》和《卡夫卡书信日记选》。这两本书相互映照着，使漫漫长途突然陡峭、迂回曲折起来。关于书，卡夫卡给他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中学同学奥斯卡的信中写道：“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卡夫卡忍受着剧痛自剖，在撕裂中完成表达，也让我一次次地承受着他的斧子闪烁不定的光芒。
没有哪个作家像卡夫卡那样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也是给奥斯卡的信中，卡夫卡说他好像成了穴居人。他写道：“这样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镜几乎都看不到顶。”这时，我们发现卡夫卡其实生活在井底，而他的内心是一口自己亲手挖掘的深井。在1915年的日记里，他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我。”无法交流是因为他的内心深不见底，就像《城堡》中主人公K的脸一直隐藏得很深。没有什么比自身更隐匿。谁也很难说清楚K曾生活过的是什么，而卡夫卡的写作背后有怎样的情感伤痕？
卡夫卡和K一样有着漂泊化的单身汉形象。在后人对他个性的描述里，他是个懦弱、羞怯、畏惧异性、瘫痪无力的男人。确实，这一生他都像无力摆脱情欲的困扰般虚弱地活着。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暗昧的道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被剥夺了生命自主权的人，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梦想。写作是反叛的产物，是斗争和抵抗，是卡夫卡这个弱小个体的惟一出路。上帝不可企及，惟有文学才可信。这使我对众多卡夫卡学专家们对他个性的定义感到疑惑。真正的懦弱者或厌世的人都不需要写作。写作为生命提供着象征性的补偿。卡夫卡的写作，只能出于对生命的贪恋。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卡夫卡主动赋予世界心灵。卡夫卡甘愿成为世俗生活中的懦弱者，但他的笔力却不颓弱。他是个自我孤绝到死的人，这不也表明他的强大吗？
这是怎么回事？怎样参透卡夫卡谜团式的复杂生存呢？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做解说者、注释者、隐喻考证者只会让这个最富私人性质的作家形象缩减成一个枯瘦的骨架。像K无法走近城堡一样，他们无法走近卡夫卡叙述的空旷而黑暗的核心。其实，卡夫卡只是在写作个人的历史，他一直在坦白自己的命运。卡夫卡写作的意义在于彻底的自主性。有人也以为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他的自传。卡夫卡的人物是实践性的自我。卡夫卡所有的生命都在他的文字里，甚至他的沉默。那么，干脆长驱直入，撇开研究者的猜想和裁决，向卡夫卡的生命内部掘进。只要真诚地、不带偏见地触摸他的文字，站在人性的根基和他一起感同身受，你会发现一个强烈地渴望着的灵魂，与卡夫卡激动人心地相遇。
在布罗德的《卡夫卡传》里，卡夫卡盼望得到父亲的慈爱。他在1919年11月写的长信《致我父亲的信》中写道：“……在我上次生病的时候，您轻轻地来到我的房间看我，您站在门边只探进头来，出于对我的关心，伸出一只手向我扬手致意。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喜极而哭，现在写到这事也不禁哭出声来。”但卡夫卡命定就是被遗弃的孤儿。当他的意志被父亲粉碎时，他渴望用玩具小木槌代替心。他的灵魂在弱小的时候就面临着巨大冲突，这世界没有提供信任，而是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东西：斗争。他一生中精神上遭遇的深刻、炽烈的冲突早已开始。
卡夫卡一直无法摆脱父亲对他命运的控制，被牢牢地锁在职业的镣铐上。貌似庄严显赫、在心理上具备强大优势的父亲藐视具备不可思议的洞察力的儿子，他的小说在父亲眼里更是毫无用处的多余物。卡夫卡在信中写道：“每当我想要解释，您总是在每个细小的问题上，用您的事例和您教育我的方法来说服我相信自己的无能，而细小问题最后证实的结果，证明您是正确的。”在父亲非理性的自信面前，卡夫卡开始结巴口吃。父亲抚养他的结果是：“在您的面前我失去了自信，而代之以无穷尽的罪恶感。”在《审判》、《城堡》等小说里，我们看见了他父亲巨大的身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