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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又发生得恰如其分、恰合其时，即发生在贵族尚未腐朽、而大众又尚未骄纵的时候。正如基托所言：“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高级的文化必定起源于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它。假如它固守贵族特性，且时间过长，那么它会先是很精致，后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贵族阶级在完成了其社会功能之后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就会成为祸害。在政治领域，雅典占主导的共同意识，接近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梯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贵族——大体上说——全身心地融入民主政体，而其本质特性却依然充满活力；以后两代雅典的优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个突出的例子。”〔6〕
但不仅是这些领袖很优秀，而是雅典人在整体上也足够优秀〔7〕。
这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兴起，而是整个民族的兴起。同时，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兴盛——而不仅仅是强盛——必然也是精神的兴起。亦如基托所言，伯里克利时代肇始时期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马，是他教给人们以心灵的习性，这是一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身上都能发现的贵族气质，它要求将质置于量之上，高贵的斗争高于单纯的目的达成，荣誉先于财富〔8〕。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政治体制相当严密和完善，堪称是人类天才所能创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问题是：为什么雅典还是没有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人才济济的雅典这么快就走向衰落？这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战争的起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我们稍稍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9〕。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这种情况连雅典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地对有些动摇的雅典人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10〕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1〕至于雅典的敌人则更有一些“诛心之论”。例如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说：“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争，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争；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12〕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波斯人，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提洛岛（Delos）。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它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它开始不是为了共同防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动用同盟的金库。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这样，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国的转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地。前者主要由爱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雅典人爱好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民主制，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贵族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出来充当希腊诸邦的“解放者”〔13〕。
总之，雅典人势力的扩张最终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虽然不是他们所情愿的，但他们还是对此有准备的。但除了这种战前的扩张，在战争期间，雅典人还冒险地又作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向西西里大举派遣远征军，正是这一远征严重挫伤了雅典的元气。
一个现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的扩张？内部民主与外部扩张是矛盾的还是可以并行不悖？换言之，一个“民主的帝国”是不是逻辑矛盾？一个“民主的帝国”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扩展？
民主扩展也许有两条途径，或者说两个选择：或者是接受一种平等的邦际民主，这很可能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体的现状；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类似于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而这可能意味着干预其他城邦的内政。这两种选择是难于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扩展看来不会是雅典人考虑的问题。雅典尤其不会选择前者，而它推进其他城邦的民主看来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各城邦内部的特别紧密，无论是雅典那种民主政治的紧密，还是斯巴达人那种平等生活的紧密，看来并不有助于希腊城邦的团结而建立一个希腊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剧各个城邦的分裂。
至于内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实行的那种非常彻底的直接参与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哪怕仅仅是出于明智而非道德的考虑，这就要看它内部的人民是怎样的人民了，因为决定权确实是在人民的手里。如果它没有富有远见的引导，如果它没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观念，由内部民主焕发出来的活力看来不仅无法阻挡其扩张，反而会加强这种趋势，何况雅典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热烈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14〕而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因此也就沉默了。
这样也就民主地铸成了导致雅典失败的大错——侵犯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叙拉古。雅典自此开始在规模大致相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这个民主国家叙拉古给打败了〔15〕。
实际上，在和雅典进行战争的城市中，也惟有叙拉古与自己性质最相似。民主的叙拉古也领土广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是保家卫国（虽然他们对临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胁和扩张），所以他们和雅典人作战也最为成功。
战争初期本来是雅典最强盛的时候。一个国家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往往却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也是它最骄傲的时候，而骄傲使人盲目。它开始想满足自己对于遥远的土地的梦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断遥远地方的事情远不如它判断近处的事情。结果民主没能制止战争，战争则反而很可能摧毁民主。在雅典我们实际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在内部开始有相当多的雅典人对民主不满，结果他们发动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会议统治的政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