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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物——凡是此社会反对的就是彼社会拥护的，凡是此社会拥护的就是彼社会反对的吗？当我们今天欣喜地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领导人因APEC会议而携手起草共同宣言的时候当然不会这么认为。
但是——“是的，凡是资产阶级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那个时代的逻辑离我们并不遥远。那时也没有人仔细想一想，以此逻辑推理，那么美国的杀人犯、强奸犯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看就是“英雄”了？遗憾的是这种“阶级对立”的“辩证逻辑”甚至依然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大脑里，尽管他们自己当初也可能曾经为此逻辑所害、所苦，但“文革”的革命洗礼使他们的“灵魂”染上了这种逻辑烙印，一不小心就会冒出来。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曾在《××的追求》上发表文章说：“不要因为私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积极作用，就否认他的阶级性质，进而模糊私营企业主与工人的阶级界限。”“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界限分明，资本家不是劳动者。”“私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位先生引经据典地论述并“证明”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主就是“剥削者”，从而发现了中国社会“新生的资产阶级”！好在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说：私营企业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那位博导的话语方式终于寻得了自己的“历史终结”。
当年的红卫兵只是一些中学生，如果现在我们重放红卫兵抄家、打死人的镜头，许多人会谴责红卫兵——天真的孩子怎么成了“野兽”！其实，他们能活活打死人正说明他们是“天真的孩子”，成年人也喊“万岁”、“服从”，可他嘴上喊的并不一定是真心信的，即使真心信的也很难一下子变成行动。十几岁的孩子则不然，一旦他们信了“真理”，就把“真理”立即转化成行动。例如，“真理”认为，如果一个人他自己出身资本家家庭，要想做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与自己家庭彻底决裂。如何决裂？母亲曾经是资本家的老婆。红卫兵领袖说，她是你妈但属于资产阶级，你要想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就拿起皮带打她，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于是他就拿起皮带狠狠抽打自己的母亲，打得鲜血淋漓。倾听着母亲的惨叫，他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同情，不能怜悯，不能想她是把自己养大的母亲。自己正在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正在和过去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决裂，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一下比一下狠，他不是在抽打母亲而是抽打“资产阶级”。当他猛然发现自己的红卫兵领袖早已经“看腻了”而带着其他红卫兵离去的时候，他看到母亲的脸，他一刹那又“回忆”起眼前的“血人”是母亲，母亲呼唤口渴，他下意识地端过一碗凉水，母亲喝下了，这碗含着淡淡的“资产阶级人性”的水也要了他母亲的命，母亲死了，“炸肺”死的。这个例子不是想像而是一个人回忆他曾亲见的真实事件（见《思痛母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与那位博导类似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思想水平，他们大都明白《共产党宣言》一些语录和口号如“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等，而不明白马克思这样的话——“德国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所苦”。顾准在三十多年前就明白这话的深意。我们为什么曾经那么恐惧和因恐惧而仇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饿死事小，不仇恨资本主义事大”？
资本主义是人类“自然的”的社会形态，它当然不是“理想的”，更不是至善的，但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自由经济悖论与人类的困境
？ 王晓华
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惨烈而富有戏剧性的实验以后作为一个整体选择了自由经济。以市场体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设计出的最好方案，在各种已知的经济体系中，只有它才能保证最多的人类个体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时承受最小限度的束缚。但是自由经济本身是把双刃剑，它在造就着全球性的繁荣和自由氛围时也在毁灭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使人类不再拥有未来。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自由经济悖论：自由经济同时成全和毁灭着人类。由于自由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体经济结构，所以，自由经济悖论直接造就着人类的困境。
在人类业已实践过的经济体系（以主体的自由度为划分标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自由经济（或混合型经济）中，自由经济是惟一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经济体制。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形态除原始社会外，都是集权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只有在社会共同体充分小的情况下，自然经济才能允许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拥有较大的自由，否则，要把分散的自然经济单位整合为一个大的体系，就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者，所以，告别原始阶段的自然经济几乎总是由奉行集权主义的政府所控制。在社会共同体充分小的原始社会中虽然不普遍地存在集权主义政府，但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却限制了人身心两个方面的自由：“原始人几乎在每一件日常生活中都受一种仪式的束缚，受无可胜数的禁忌的限制，几乎想像不出可以接受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行事。”〔1〕所以，将自然经济乌托邦化并以乌托邦化了的自然经济来批判其它的经济体系，在理论的出发点就走向了歧途。更何况在社会共同体日益庞大和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自然经济的回归已经不可能。这意味着人类只剩下两个选择：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
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践是人类在二十世纪进行过的最宏伟和激动人心的运动，其在大地上建立天堂的梦想曾使许多人激情洋溢地工作，然而相应的实验最终毫无例外地失败了。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内蕴着一个致命的矛盾：既要将人类升华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又要把社会的总体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置于宏观控制之下。目标与手段的矛盾注定了此实验的悲剧品格：如果要将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那么，就必然由少数人制订、发布、监控计划，而当这些人如此做之时，他们的决定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导向集权主义，限制乃至取消大多数个体的自由。哈耶克经过详细的分析后指出：“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则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2〕由于社会被严格地整体化了，人们只能别无选择地服从这个集权主义政府，他们的喜怒哀乐完全取决于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绝对主体的决定〔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计划经济——集权——绝对主体的生成一大多数个体的被奴役状态。这不是个别经济学家出于阶级偏见得出的偏颇的结论，而是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实验的实际结局：实行过计划经济实验的国家全都走向了集权主义。其实，早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圣西门作为计划经济的提倡者就曾警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定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4〕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曾在推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严厉地对待不服从计划的人，甚至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们的生命，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灾难和心灵灾难是文艺复兴以来罕见的。
上述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实验的惨痛失败以后都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已经等于承认了自由经济的优越性。与计划经济相比，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计划之上，因而在本性上指向个人自由的实现。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系不需要集权主义的政府制订统一的计划，而是让许多单个的计划形成多元而最终达到合一的目的。当然，这里又涉及游戏规则的制订问题：其一，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对游戏者的限定，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其二，规则的制订者在任何经济体制内都是或多或少享有特权的人，自由经济体系也不例外。自由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