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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晖所谓“碎片中天才一代”，我却宁愿称之为“志大才疏的一代”，他们以“想象中的辉煌”来表达这一代征。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为深刻的另外一些代征。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童年。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时代的震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
少年。上中学，毕业后有的上大学，有的赋闲；经历平凡，校园平静。写诗，唱歌，读书，幻想。
成年。上班，进入社会。社会开始变幻。从国家而言，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就他们而言，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
这么早就回忆了（3）
这一代人的共性就在这个经历中发生了。除了高晓松，我们还可以看张楚、窦唯、骅梓、小柯、金得哲、章鹏、金武林、张亚东甚至陈劲，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因为他们的童年在漫游，他们的少年也在漫游，那漫游让他们只有一个世界——自我的世界，心灵的世界，他们就一直在一个封闭的、诗意的、远离现实，充满玩味的世界游荡和嬉戏着。不知怎么，生活一下到了他眼前，社会一下子到了他眼前，漫游断裂了，同时因这断裂而更见刻骨铭心。于是他们最美的记忆，便永远留在了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园和校园、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
高晓松所念念不忘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便是他的校园时代，推想起来，那大概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是中国当代史上诗人如云、诗情如云的几年。校园里亦才子佳人，一时之盛。校园生活闲荡的特质，它的率性风流、随心婉转，刚好是对童年漫游生活的贴切延续，而毕业则是断裂的开始。确实，这一代人一生（？）无重大经历，但他所处的跨时代性（文革一改革一工业化一市场化），却使社会的重大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对，仅仅像放电影）一一掠过他们的眼前。所以这一代人能够感知时代，但又和时代有着距离。他是夹在中间的。他的童年落在文革的尾巴上，跟他有关又跟他无关，过朴素的生活，受道德的教育；他的成年搭在新时代的车头上，几乎是突然间加速了，上班、守点、奔波、拚命。而他几乎天然的是习惯了散谈的，从童年到少年，他品味着自己的心，看着世事变化，若有所思，若有所解，而任何世事不利他发生肉体的、生存的、物质的关联。这件事后来让他感到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他知到那里面心灵的丰富，从而知道现在不得不容身的世界的逼仄，知道孜孜求利的无趣和缺陷。
于是，这代人是观望的。生活在他的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这些被他的父母、兄姊们抵挡着，使他们不陌生，却又能置身事外．若即若离。于是，他最习惯的姿势是坐着，漫无目的地随想。像窦唯坐在湖边，看着水中的光线失神，可以看一天，看一年，看十年（他一直就是这么看着过来的，但现在他不能看了）。无从表达，无物表达，业已哑默。最后想什么都不知道了，模糊的词句渐渐弥漫，成为毫无意义的单字，在脑中一闪一闪。想一想，从《晚霞》到《黄昏》，为什么正是这一节成为窦唯音乐中最贴心贴肺的瞬间？因为，这正是这一代人反复经历过的体验之一——处在生活的边缘，无所事事，无所思思，像禅宗里的坐忘，隔着尘嚣，塑造了一种——坐着的人生。
这代人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他成了历史的观看者。文革他经历过，远大理想的教育他经历过，但他却并不是个参与者，这些东西没有跟他发生切切实实血肉相连的关亲。其后，实利社会来临了，这二十年来中国最重大的变化，他也在经历了。但这种经历因为和他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幼年根茎相悖，也产生了种疏离，这使他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拥抱一个新时代。而在他其后出生的一群，如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拨人，却不存在这种疏离，他们一开始就处在致富、竞争、创业、发迹地现实中，所以极易表示出彻底入世的品性，他们是崇尚功利的，他们是崇尚现世的奋斗的，这种底色与六十年代人有着鲜明的差异。而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心史什么也没留下，却令人惊异地留下了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虽然这种理想和道义地内核却随着一个时代地转型，随着这代人校园生活的结束被紧随而来的现实一层层的消解了。过去的东西没能固定他，现在的东西只是消解过去，也不能固定他，未来的信念在他最幼小的心灵中扎过根，但成长在不断地摇晃它，所以这代人和过去有距离，和现在有距离，和未来也有距离。这塑造了一种——观看地人生。距离，这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这代人身上几乎所有的特质，都和距离多多少少保持着联系。
这么早就回忆了（4）
这代人是生在城乡结合部的。这不仅因为他栖身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家长无暇，和教育要革命的学制松散，而成了无人过问的野孩子，在树林、废墟、野地、田间留下了他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像是城镇、又像是农村的日子；而且，培养了塑造了他的七十年代的城市，其清冷萧条和今日城市的繁华忙碌相比，也十足地像一个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已经塑成了这代人精神上地一种形态。他对城市和乡村都似懂非懂，既熟悉又陌生：对自然状态倾心，但没经过农村地作息；城市是他地栖身地，但又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无人过问，他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他想让他的以后也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这种经历教给他的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无拘无束（艺术生活？）的着迷，这致使一些人在成年后不惜以流浪的方式去回味，去尝试。而他所经历的在他的生命中可以说是断裂的两个时代，使他对两种生态都有撕心裂肺的关照，他的立场和情感，永远有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本士文明／外来文明，个人体验／社会规范两种界面，这两种界面的相反相成，也是他经常所能提供给你的风景。
这代人是极度矛盾的，因为他生在现代中国变动最快的年代，这个年代横过他的整个成长阶段。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他相信善良的价值。并且这几乎成了他在各个时期安身立命去除不尽的底色。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刚好是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他在成长过程中所一点点改换、一点点建立的价值观，又在这成长过程中随时地一点点地蚀落。所以他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相信着什么，同时又不信着什么。在思考和抒倩中，他会一边建立，一边拆除，既保有对价值的认定对高尚的敬仰，又对这种认定和敬仰保持距离，既肯定自己，又打趣自己；既贬损自己，又赞美自己。这几乎成了他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比如，《白衣飘飘的年代》是纪念一位诗人的，是扎心扎肺的纪念，代表高晓松内心里最动情的深处，但高晓松接着就会说：谈不上纪念，找个机会抒环罢了。摆出一副蛮横不在乎的样子。
当然，这只是个最微不足道的例子。足道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可能其先其后的两代人，都还有一种比较坚定的处事观，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石灰塑造，面对生活可以比较坚定，背弃或投入，都可以比较彻底，而这一代却是实实在在的首尾两代，游历不定。通常的情况是，他认可每一个价值，同时承认每一个的局限。他相信得很深沉，怀疑得也很深沉。这既不通于一个有信仰得人，也绝然与怀疑论者相异。在崇高的事物面前，他是非常深切和动感情的，不会像他的后辈那样混不在意；在新的事物面前，他有探究的欲望，也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一味地排斥。他有历史感，他有信念感，区别于最新一代之轻；他崇尚精神境界，但又不否认世俗玩味，这又跟老中一辈判然有别。
这么早就回忆了（5）
这代人是表达不清的，在他成长过程中就不断接受一个价值，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地流失，所以他始终没有获得一个稳固的、核心的东西。他们几乎一下子无法表达了，刚要开口，他内心中的矛盾已将要说的内容抵消一空。因为无法自表，他们是甘于朦胧的，或者说，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