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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做好。
记：说到发展，你们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出专辑，演出什么的？
於：这方面我们没有想得太多，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自然会有人找你出专辑，演出。
记：那你们怎样看待这种商业行为呢？
於：我们当然不是从商业角度考虑事情，我们写出的东西主要是要让自己觉得好。至于出专辑，那是人家觉得你的东西能替他赚钱，但我们也得推广了自己，所以我们也不排斥商业性。
记：你们现在自己开了个洒吧，自己在自己的洒吧里演出，好像挺“乐此不疲”的，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呢？
於：我们其实对生活没什么过高的要求，上次我们当中谁说过一名话：“都能玩摇滚了，我们还想要什么呀？
编后：从对“甜蜜的孩子”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一群很现实的人，不喜欢讲空话；更多的是实干，他们现在正着手经营他们的洒吧，大家有时间尽可在周末的晚上去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
我们忘了
——浙江大学乐队“忘了”访谈
这是一个需要激情的时代，所以我们有了摇滚乐；求是园更需要摇滚乐，以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于是我们有了〃忘了〃乐队。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忘了”乐队，浙大的求是之路就会显得有些枯燥；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没有“忘了”，就没了生活的激情；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忘了〃于他们或许只是一股噪音，一帮不务正业的人。〃忘了〃不在乎他们，只在乎用心聆听的人。
出于对音乐思想的探索，最近我就一些问题向其主唱顾大宇作了采访。
MW：对于摇滚乐，它的含义并不是很明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你对摇滚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顾：我认为摇滚乐是一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音乐，它对自由的追求更发自于人的本性。
MW：很多人认为，搞摇滚的人就是反叛的人，你对此有何看法？
顾：对！反叛就是摇滚的本质。
MW：你们乐队创作的宗旨是什么？
顾：真。对于摇滚，这几年来我的看法稍微有了一些改变。以前我认为摇滚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做的歌。崔健说过：你可以丑陋，但绝不可以虚伪。丑陋在所难免，但不要因为丑陋就用虚伪掩饰。只要是真的，就能打动听众的心。但是我现在认为，撜鏀是一种矛盾的东西，虚假掩饰也可以是真的一种表现。就如METALLICA和Today and Tonight某些作品中的掩饰部分，使我同样的喜爱。正如一个孩子要装出大人气时的可爱，是一种善意掩饰的真。但若一个大人要装出一副小孩样，则是可恶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欺骗。当然，每个人对撜鏀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关键在于追求自己的撜鏀。
MW：就你个人来说，你欣赏哪样的人？
顾：刚入大学时，我讨厌只爱认真念书的人，比较喜欢会玩的人；后来认为一个执著于某一件事的人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学习，还是搞摇滚；现在则认为能自由支配自己行为的人是好的，当然这种自由是受一定限制的自由。
MW：音乐需要感性，而现实需要理性。对于感性和理性，你是怎么看待的？
顾：音乐的终极是感性。但在实际中，我们的感性都是变味的感性，因为它不可避免的受着理性的约束，比如说音乐就不能摆脱音阶、拍子的束缚，所以它不能是完全感性的。从这一点来说，音乐是假的。凡是艺术都是假的。
在这几年中，〃忘了〃乐队不断创作、排练、演出，不断寻求进步。不管以后的路怎么样，能在短暂的生命中留下这段值得骄傲的回忆，无疑是永无后悔的。
幸福大街序
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系自以为是的文学青年的时候，我常常是因为整个学期都不能够写出一部专业的风月小说而感到深深遗憾。我总是衷心地希望这一次不要那么生硬和阴森，反之它应该是如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煦的艳情——魏晋南北朝的一个士大夫和南方的獠族女子，一个房地产记者和一个企图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来有点庸俗，实际上也可能非常庸俗。其实什么东西到我的手里都会变得难以置信的庸俗。当我企图涉及色情时，它往往纯情得惨不忍睹；而当我下决心令它成为一部异常纯洁的小说时，它反而处处流露出色情的味道。这充分证明了我毫无写作的天分，不但想象力枯竭，而且词汇极度贫乏。所以整个冬天我只好勤奋地翻看旧书，反复揣摩村上春树、杜拉斯、马尔克斯和张爱玲的开端和结尾，而这些色彩艳丽和凄清的故事，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情暗中谋和。岁月如此虚度，从那所二流大学毕业后，渐渐地我离开了校园傍晚的落叶、水洼、栅栏的影子，离开了弗洛伊德、smashing pumpkins、性手枪、福柯、学潮，以及和固定女友定期的性交，无中生有的疼痛回忆。我把我全部的家当装进了一个2000元的集装箱，而我本人如同一棵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轻轻地落在了北京——所有外乡人的梦想中的天堂和心脏。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清算了我身上的学院派文人的气味，最后我成为了一家周刊的房地产的记者。我很忙，即便是做爱也用1/16的节奏。我决定放弃写不入流的小说，而如鱼得水地投入真正的生活。
生活的确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有了电脑、手机、房子、信用卡，成为了一名中产阶级。在渐渐拥有名声的同时，和一切的房地产记者一样，不可避免地发胖。31岁那年，如一名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一样，放弃了多少有些许放荡的自由生活，和一位丰满的北京姑娘结了婚。如一切称职的丈夫一样，从此拥有了固定且合法的性伴侣。三年之后，和一切突然发现婚姻的徒劳的夫妇一样，离婚。原因复杂，到现在我也没有彻底弄清楚过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城市里，人们象赛龙舟一样离婚。由于有了律师从中作伐，一切变得简单而迅速。但是生活是无限宽容的，不管伤口是否愈合，它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年老妓女一样，随时充满温情地准许我们重新开始，如同一篇新小说的开头。所以我平静地接受了我应该得到的生活。按部就班，毫无怨言。作为一个称职的房地产记者，今天的任务是，到幸福大街的818路站牌接一个房地产商——我的采访对象。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一名单身汉，34岁，微胖，职业记者，穿一件旧的仔服，在幸福大街的站牌下耐心地踱来踱去，吸烟。所谓的幸福大街，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窄窄的街，两旁是矮矮的树、商店、平房和出来乘凉的老人。在这一个日新月异的都市里，这条街异乎寻常地保持了一种亲切、破败的旧貌。“幸福”这个充满润湿的诗意的词，在这里仅仅是伤感地成为一条窄窄的街道的名字吗？一条窄窄的街道和幸福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令人疼痛的相关吗？不过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命名罢了。但是它的确是这样，令人充满关于乌托邦的幸福的遐想。太阳已经收走了最后一抹余晖，行人的背影越来越黯淡，佝偻的老人开始在树下缓缓挪动——什么时候，衰败的暴露已经越来越没有顾忌。我感到恍惚起来。有些遗忘已久的记忆蛮横地闯进来。真不应该啊，我对自己说，怎么可以和那些浅薄无知的少年人一样！我其实很少去回忆。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我是记得的。有多少名叫幸福的街呢？只要把记忆中的时钟轻轻往回一拨，就回到七年前，仍旧是我——那时侯还没有开始发胖，站在幸福大街的车牌下。仍旧是等人。
我等的是红喜。
那天红喜要来。
她没说为什么。
一切从那个夏末的下午开始。我是说，七年前。1999年，一个神经质的脆弱的世纪末。充满世纪末隐喻的夏日的末梢。我在等她。在幸福大街。这个年份发生了很多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事情，比如：彗星坠落，桃花早开，日月全食，某块陆地的战火，某个岛屿的地震，某地的下岗女工在电视的感恩戴德，某地在富于象征意义的无邪童声中回归。我这么回忆往事并不是想赋予这个年份一种特殊的含义——其实所有的大事和我们都没有切肤之痛，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已经习惯于对一切的世界大事无动于衷。我只是和一切漂流在外，自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