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严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虽稍破除垄断现象，但政商挂勾的金权倾向却日益恶化，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政争也随着一些弊案的揭发，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而自由时报，在坚守社会舆论良知，与尊重两千万人民权益的前提下，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弊案政争，并表达多数台湾人民的心声，是一份深具正义感的报纸，台湾社会需要它，因此我阿扁仔愿意在此向你郑重推荐。争取一００％的自由，不能错过自由时报。」
把上面这段话，对照起当年我们党外杂志所揭橥的「争取100％自由」的神圣指针，我们难道不觉得陈水扁太过分了吗？「自由时报」这种国民党财阀的御用报纸，那一点在「坚守」「良知
」、「不畏权势」或「深具正义感」等项目上达到我们的指针了呢？用当年我们伟大崇高的指针，奉承国民党财阀的烂报纸，这就是今日陈水扁出卖党外的真面目，他出卖我们「争取100％自由」，却「争取100％的自由时报」，他太可耻了！
二０００年二月十八日
·质疑「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出版，书中「对中国文化的省思」一节里，自谓「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所谓「这些书」，原来只有四种，即胡适的「名教」、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不过，一九二八年胡适发表「名教」时，李登辉只有五岁，纵使是神童，似乎也难读得懂，若说「二十几岁后」才读，也很可疑，因为「名教」并没成为专书。不过，一个人有本领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杂志」，从中找到这篇「名教」来读，自当别论。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乃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军中做帝国陆军少尉的李登辉，恐怕难以读到。换句话说，「二十几岁」的李登辉，似无在日本看得到敌国大后方重庆这类出版品的可能。若说是在台大农经系时看到，也令人虽以置信，因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书，一般历史系的都难于卒读，农经系的越界前来，恐怕读不太懂吧？何况当时中文并不在行的。不过，神童例外，综合印象是：李登辉只读以上四种，就在书中「省思」贬抑起「中国文化」来，未免太离谱了。
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节里，李登辉又自谓：「我开始研读三民主义是在念高等学校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译『三民主义』，所以，我与三民主义的接触，是从日文版开始。而蒋介石总统所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曾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书籍我在战前都已经读过。」查日本「改造文库」有金井宽三翻译的「三民主义」，时间是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版后十二年李登辉进高等学校，自谓读过「三民主义」日译本，似有可能，但他既定时在「战前都已读过」，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书中「李登辉先生年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乃在他「考入台北高等学校」之前，又何能「在战前都已读过」？至于读过「中国之命运」更是疑云重重。「中国之命运」出版在一九四三年，已是战争期中，何能「在战前都已经读过」？——还没出版呢，怎么读过？至于日译本，由波多野干一译出，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已是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的事，战争早已结束了，又何能「在战前」读过？综合印象是：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如他所说，「以一个高校生的角度来研读这些书籍」，尤其不可能在「战前」，除非「大日本帝国」为他推迟发动「太平洋战争」。
在同一节中李登辉又写道：「『中华民国宪法』，前文明载：『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褔利，制定本宪法。』」奇怪的是，该宪法原文明明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竟把「创立中华民国」六字删去，不知何故，「中华民国总统」竟对宪法条文这样生疏么？
此外，书中附录一「回首来时路」中说李登辉一九六九年被捕时，来的是「四、五个穿著制服的宪兵」的「警总人员」，这种陈述，我们真政治犯和「警总人员」都会笑起来，因为「警总人员」抓人时都穿便衣，即使抓现役中将吴石那次，都派的不是「穿著制服的宪兵」，李登辉何德何能、又非军人，竟被这样宪兵伺候？冒充政治受难者，也不能这样离谱啊！何况，依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一八六页到一九０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三十一岁）、张璧坤（三十岁）、胡沧霖（三十一岁）、赖正亮（三十一岁）、吴玉成（二十六岁）五人判死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而在「案情摘要」中，第一段赫然就是「叶城松于卅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可见「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出有因。因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蔡耀景（三十五岁）判无期，李显章（三十八岁）、钟茂春（三十四岁）、池仁致（三十三岁）、李显玉（二十八岁）、王新德（二十一岁）、黄其德（六十岁）六人判十年，黄顶（四十一岁）判七年，黄青松（二十七岁）判五年，吴长流（六十四岁）判二年。但原始介绍人「奸匪李登辉」，却未闻有法办之事。他占了便宜还卖乖，今天还冒充政治受难者，真太离谱了。（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读者有兴趣更深入知道李敖拆穿李登辉的内幕，请参看「李登辉的真面目」、「李登辉的假面具」二书。）
·真敦化还是假敦化
今天到敦化国中来演讲，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台湾共和国成立，他们要改很多地名、很多制度，而且在台北市会发生许多困难，因为台北市有很多路名是以中国大陆的地名来命名，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地名最多，敦化就是吉林省的地名。今天在台湾有三位有名的东北老太太，其中一位就是连战的母亲，连震东死时只留下一个遗嘱说：我没有钱留给你，我只是把我的品格留给你做一个式范。结果连战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今天有这么多钱，除了这位东北籍的老太太帮他赚钱外，还有什么人有这个本领。
目前在台北市以东北地名命名的街道一共有三十个，要消灭是相当困难的，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过去有多少东北人在台北市政府卧底。「敦化」这两个字，在中国古典的涵义是天地所给人类的造化，隐含圣人所传达给人民的教化，在这些教化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就认为：人是能辨别是非的动物，所以我认为辨别是非是重要敦化的目的，而用何种方法辨别是非呢？孙中山说「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不但是革命，很多事情都有赖思想的变化。
就思想的变化应选择新党
现在台湾有选举，我们对选举、对候选人、对政府的态度都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赖于思想的变化。我举一个例子，新党是怎么出现的呢？尤其创党的七位大老里，他们当年在国民党里都不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如果想在国民党里做事做官，是很有前途的，可是他们为了良知、为了理想，为了看不惯国民党里的黑金及腐败，出走另组新党。今天我们看到新党的缺点是阵亡率很高，七位大老里阵亡了六位，现在只剩下李庆华一人，但是他们的理念没有错，就思想的变化，我们宁愿离开国民党，继续选择新党。
在赵少康竞选台北市长的头一天晚上，我与国民党一位大员夫妻吃饭，他就是国民党驻南非大使杨西昆先生，他的夫人跟我说了一段话让我很感动，她说：我住的整个大楼都把票投给赵少康，虽然我是国民党，可是我也会把票投给新党。我就问：杨大使呢？杨西昆说他的票也投给新党。我对杨大使说：以你的身份、以你的清望、以你的号召力，如果你勇敢站出来公开脱离国民党，这样来帮助新党是不是更好；像许历农一样，一个上将、国民党的中常委，他如果要做官，有的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