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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瞥见结队漫游的鹿群、四处窜逸的野兔与突然扑簌而起的山鸡；一湾
清溪，蜿蜒迂徐，极具天然曲折之美，时而又汇潴为一带晶莹的湖面；
远处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随风摇漾，把水面的落叶轻轻送入梦乡，而水下的鳟鱼，往来疾迅，正腾跃戏舞于澄澈的素波之间；周围的一些
破败的庙宇雕像，虽然粗鄙简陋，霉苔累累，却也给这个幽僻之境凭添
了某种古拙之美。
正是这些精美的语词组合，使我们领略到英国园林的水彩画般明丽与清幽之美。散文家对这种园林景色的体验，本来只有他自己知晓，他以内心语言组织着这种体验；但如果要诉诸他人，他就必须借助口头和书面语言去重新组织了。在这里，语言组织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散文的描摹效果和美学品位。
可见，文学是与语言不可须臾分离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高尔基说得好：“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英国美学家柯林武德更直截了当说：文学“必须是语言”。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巴尔特甚至断言：“故事是扩大了的句子。……语言活动和文学性质相同”。如此，要确定文学的性质，就需要确定语言的性质。
由于文学对于语言的这种依赖关系，因而文学研究依赖于语言学，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文学与历时语言学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的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语言学（linguistics）是对语言的各种成分及其组合原理的系统研究。直到十九世纪，语言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种“语文学”，主要从事对同一语族内部相关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分析比较，同时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同族语言的演变或某种语言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这种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后来被称为“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历时语言学总是从文学中寻求语言例证，即以文学实例说明语言的变化。然而，文学却很少能从这种语言学中获取直接的支持。也就是说，文学与历时语言学的联系尽管历史悠久，但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历时语言学无法向文学提供后来的“共时”语言学能大力给予的那些理论支持。
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共时语言学取代历时语言学而实现的。共时语言学 （syn－chronic）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种语言系统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化不同，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系统。以下几位欧美语言学家在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
首先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在1907至1911年间在大学作了有关“语言作为自治系统”的讲座。在他死后的 1916年，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把他的讲座整理出版，题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使索绪尔成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卓越奠基人，给予二十世纪语言论诗学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著名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他们首创一套语言学理论和语汇，作为言语“行为”方式对美国各印地安语支的现状进行分析。尤其是萨丕尔的语言即社会生活的基础的理论对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他们共同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兴盛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还有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 （Roman Jacobson）以及特鲁别兹科伊（N·Trubetzkoy）。他们追随索绪尔致力于语音系统的探究，实现了“音位学革命”，为后来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提供了最明确的语言学模式。雅各布逊本人同时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以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首的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尤其强调语言系统的形式本质，主张可以根据一定的逻辑前提对语言系统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语符学”（glossematics）的构想，旨在为那些渴求科学化的人文学科提供理论框架。这些研究都有力地启迪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法国的本维尼斯特（Emile Beveniste）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的研究不仅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有关符号、语言学的层次和关系的透辟论述，而且被结
构主义者直接吸收进文学问题的讨论。
正是以上述理论家为主发展成的现代共时语言学，给予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以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体学、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兴起都与这种影响相关。所以，说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主要是就现代共时语言学来说的。
但是，这里的语言学还是狭义上的。如果我们跳出这种狭义语言学视界而伸展到广义语言学即语言论之域，就会看到：在二十世纪，文学与语言学建立实质性联系，具有更为多方面和更加复杂的原因。约略说来，正是文学内部运动引发的必然要求，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更为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推动，综合地促成了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
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进展到十九世纪后期，文学内部运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雄霸二百余载的认识论诗学的断裂，并向语言学发出拯救的吁请。
认识论诗学，是对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种种文学理论的统称。它主要以理性为中心，突出文学的认识特性，强调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按当代西方知识界的通行说法，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其结果是，哲学“认识论”（epistemology）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而登上“第一哲学”的宝座。它强调不是“上帝”而是“理性”才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内在能力。不是由于叙述“上帝”，而是由于叙述我们的“理性”，才开辟出叙述世界的途径。所以，至关重要的是理性内容，是被叙述的东西；而语言形式或叙述方式只是传达理性内容的次要工具。
从这种哲学认识论，认识论诗学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基本原理：
1、理性是文学的中心，从而也是诗学的中心；
2、文学创作是文学家的天才、想象力受到理性引导和节制时才发生的；
3、文学作品因而是理性光芒的结晶，是理性内容的语言表达；
4、最后，由于理性的统率，一切文学问题都是可以说清的。
法国新古典主义诗学代表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对此作过经典性阐发：“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与此同时，文学也能反过来使理性权威具有魅力：“良知”（理性）当其与“音
布韵”配合时会奇妙无比，“虚构”会使“真理”之光“更耀眼”。这样，理性就成了文学以及诗学的中心和最高主宰。
单从理论上讲，重视理性在文学中的作用本身不一定不妥，但重要的是平等地对待理性与语言，使其达成和谐统一，而不能单独强调一方而贬斥另一方。然而，事实却是，认识论诗学尤其是黑格尔竭力膨胀理性的绝对权威，贬低语言的地位。这就必然引伸出如下危机：急切上升的理性日渐变得专横、强暴，终于遁入空气稀薄的高空，反而丧失其权威。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布 瓦洛：《诗的艺术》，据《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2、199页。
所说，它“如此高升到感性世界之上，以致我们忘掉了它的地上根源，它具卡有人性特点的根源”。对理性专权造成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恩格斯从根本上
作了深刻评判：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思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由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这幅“讽刺画”在文学领域的投影是：理性为中心而语言只是边缘；理性是绝对权威而语言为忠实仆从；只要知道万能的理性，就可以掌握文学的全部奥秘，无须正视个别、偶然或差异性；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它的作者的理性，而语言并无特别价值。
这样，由于片面强调理性而导致理性专权，认识论诗学必然丧失其权威性，走向断裂。
这种断裂鲜明地表现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