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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视界去予以重新审视，却可以从中窥见那暂时被遮蔽的历史。这是因为，拉康的本文本身已包含着某种颠覆“语言乌托邦”而返回历史的可能性。这
一点在他1955年爱伦·坡的小说《失窃的信》的著名分析中集中体现出来。
从这一实例中，我们可以具体见出无意识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三角结构模型与文学研究
语言的权力何在？它如何既能建构又能颠覆主体？拉康把主体“三角结
构”模型嵌入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 《失窃的信》中，作出了回答，也为
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模型。
《失窃的信》的故事并不复杂，颇有侦探小说意味。王后收到一封机密
信，正在细看，冷不防国王进来，情急中只好把这启封的信摆在桌面上，以
为这反而不会让国王疑心。就在这紧要关头，大臣又进来了。他一眼认出了
写信人的笔迹并看透了王后的隐秘，就在王后眼皮底下用调包计把信“窃”
走。因国王在场，王后敢怒不敢言，被迫装作若无其事。事后，王后命令警
长找回失窃的信。警长能力低下，把大臣的住宅里外搜遍却一无所获，只得
求助于业余侦探杜宾。杜宾智力过人，似乎毫不费力便找回信，捞取一大笔
酬金。他后来告诉警长，根据推理，那位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的大臣喜欢别
出心裁，因而会象王后那样把信放在显眼位置，以此作障眼法。于是，杜宾
便设法在壁炉架上挂着的文件袋里“换”回了那封要命的信。
拉康把这篇小说带入他的“三角结构”模型，从而在小说中发现同一“三
角关系”的“自动重复”结构。小说有两个场面：第一场面是“主要场面”，第二场面是它的重复形式。
主要场面发生在王后卧室，出场人物有王后、国王和大臣三人（如图）。
国王对王后收到信之事视而不见，具有唯实者的低能（现实界）；王后因此有秘
密可藏的错觉，这属想象界的自恋性错觉；大臣则看清两人的弱点，拿走信，这显示出象征界的眼力。第二场发生在大臣寓所，出场者为警长、大臣和杜
宾（如图）。警长处在1号位入替前一场的国王，他也一无所见；大臣取代
王后占据2号位，犯了与王后同样的错误：自以为秘密可保；杜宾取代大臣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卷1，伦敦，1988 年版，第104 页。
进入了3号位，他象上一场大臣那样看到了本应收藏的信放在显眼处，于是
也用调包计取走了原信。
在拉康看来，关键是把内容不明的“信”看作一种无意识隐喻，即它是
无意识愿望的一个能指，这个能指表明：一种规范性语言 （a formal
language）决定主体。“信”是王后本人的“象征”，“她把自己的存在寄
于其中，这个象征是违法的”。正是在此拉康发现了语言的权力对主体的绝
对支配性能：“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
如果它 ‘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他们将从这封信的阴影下走
过，变成信的折光”。例如，这封失窃的信仿佛享有主宰人吉凶祸福的神奇
权力，因为它“暗含着凶兆”，可以令王后或大臣受到惩罚。所以对拉康来
讲，重要的不是关心罪行和过失，而是“由那封信构成的对立和诽谤的象征”，拉
即信这种语言规范对主体的支配性功能。信为主体设定角色位置，令主体无
条件置于语言规范的重复性控制之下，正如杰姆逊所评论的，这种自动重复
结构“把一种结构化权力施加于在某个时间里占据这些位置的主体身上。因
杰
而能指链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这种叙事的所指“恰恰是语言本身”。
这表明，拉康的叙事分析实为语言的权力的寓言性阐释：语言结构既可以建
构主体，也可以颠覆主体，恰如中国古语所谓水能载舟也可覆舟一样。实际
上，语言对主体的建构正象王后和大臣对自己的自恋性错觉一样，都是一种
幻觉。因而拉康所力图证明的是，语言对主体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颠覆性权力。
原来，拉康所竭力探寻的无意识的语言性乃至主体的语言性，与其说是
引向语言对主体的建构，不如说是引向语言对主体的颠覆。这表明，拉康的“语言乌托邦”其实是“否定性乌托邦”，即语言的卓越功能不在于它肯定
或建构主体，而相反在于它否定或解构主体。这无疑是一个语言悖论。这个
悖论的存在是确实的，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同时，这个悖论的根源无法由拉
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揭示出来。拉康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他使人看
到了这个悖论，并且也看到了他本人的局限处。
应当看到，拉康关于《失窃的信》的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
应用价值。首先，“三角结构”及其重要模型，可以变通地应用于某些合适
的本文的分析，从而有助于追究语言结构对主体的支配性权力，并顺此使历
史阐释置入其中。在我们看来，语言的权力根本上是历史的权力的显示。其
次，拉康对本文的不同凡响的拆解，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新的本文胜景，这使
得作者和一般读者都成为把头埋到书里的鸵鸟。也就是说，拉康违反常规地“读”出的本文意义，看起来是全新的，但实际上又是本文完全显露出来的。
本文既显露又隐藏一些东西，从而为不同读者的自由阅读和自由发现提供了
伊
可能性。因此，伊丽莎白·赖特相信，拉康的上述模型可以用作“阅读过程拉 康： 《〈失窃的信〉的讨论》，《当代电影》，1990 年第2 期，第43－60 页。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第62 页。伊 丽莎白·赖特：《心理分析学批评：实践理论》，据《精神分析》，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1页。
伊
的模式”。再次，围绕拉康分析而展开的德里达、约翰森等的讨论，可以帮
助人们了解本文研究中的其他复杂情形。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 1975
年写 《真理的供应商》批评拉康把能指理想化，犯有“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弊端，即处处把能指与生殖器形象、与欲望联系起来。
这在我们看来，拉康的偏颇正在于，他把“语言乌托邦”片面化为“能指乌
托邦”，而且这种“能指乌托邦”又是与性象征密切关涉的。两年后，约翰
森 （Barbara John－son）在题为《参照框架：坡、拉康和德里达》 （1977）
的论文中，则向德里达挑战。她认为德里达重犯拉康的错误：同拉康把能指
理想化一样，德里达强调能指的“延异”和“播散”等，也是把能指理想化
参
了。这等于说，如果拉康的“能指乌托邦”是“菲勒斯—能指乌托邦”的话，那么，德里达也有他的“能指乌托邦”，不过是能措游戏的或播散性能指的
乌托邦。这表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研究容易陷入使能指过分理想化的能指
乌托邦险境。
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无论是弗洛依德还是拉康，心理分析诗学都体现了同一条思路：从无意
识语言学角度探寻叙事、象征、寓言、化装和重复等语言规范对主体、审美
的功能，或者说，语言的权力对主体、审美的影响。弗洛依德最初与后来的
拉康相近，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性，但后期却转而强调无意识先于语言，这
等于亲自舍弃以前的语言论视界。拉康虽然致力于返回前期弗洛依德语言论
思路，并且更坚决地突出语言的重要性，确乎可以说建构起心理分析学的“语
言乌托邦”了；但是，这一“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就在于它本身
不是要证明语言对主体的正面建构力量，而是相反要表明语言对主体的负面
颠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