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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财政赤字，上帝都不会给你报销这其中牵涉到经济乃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医疗责任体制，一个医生如果误诊，很可能被告到破产。所以美国的医生
向来有“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对病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保险公司就不干了――
一个小小感冒，你愣是当肺炎治，这不是把保险公司往火坑里推吗？而且这种“小病当大病”
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帐单来压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
在狂飙突进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 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
如果说在“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
那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
仰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
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
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
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
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
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了，至于哪种医疗保险制度更好，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东西值得中国
借鉴，按照一种政治上稳妥的说法，应当视国情而定。至于国情是什么，我没有能力鸟瞰，
不过我琢磨，无论国情是什么，它都不能是动物世界吧――动物们在荒郊野岭里默默无助地
死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我们的父老乡亲应当比那更有尊严一点点。
当然了，把一切都推给政府或者市场，觉悟就太低了。正如非典事件在中国揭示的：病毒兴
亡，匹夫有责。美国饶舌的公民社会在生病治病这事上自然也有话要说。一天上午，我在睡
梦中被窗外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醒来后往窗外张望，看见人山人海在游行。仔细一看，原
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爱滋行走”筹款活动。这项活动各大城市都有参与，仅纽约市去年的
“爱滋行走”，就有4 万多人参加，为艾滋病人筹款近5 百万美元。
看着那些唧唧喳喳的中学生们摇晃着大旗小旗，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边缘病而在阳光下行走，
体会着其中的宽容、同情，还有阳光与人道汇集起来的美，我当即就做了一个梦，我的梦其
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07 年 6月26 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
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 4 千 6 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
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
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
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
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
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 20％人口（平
均年收入 1万 5千 4 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
17％，最富的 20％人口（平均年收入 20万 7千 2 百美元）联邦税率为 25。1％，最富的
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 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
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
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
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
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
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
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
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
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
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
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
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
的收入很可能在 20 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 20％人
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 4。5％、10％、14％、17％、
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 20％到最富的 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
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
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 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
1980 年的 3。7％跳跃到了 2002 年的 7。4％。1990 年到 2002 年，美国底部 90％的人
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
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
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
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
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
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
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
益者是最富的 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 10％人口，其中
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 到 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
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
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
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
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
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
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
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
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