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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
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
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
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 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
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
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ofbitch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
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
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
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
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
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
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
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
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
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
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
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
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
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
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
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
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
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
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
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GDP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
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
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
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
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
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
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
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
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
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
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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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
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
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8亿美元，2000年6。5亿，2004年
则超过10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
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
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
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
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
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
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
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
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
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
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
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
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
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
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
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
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
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
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8400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
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
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
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