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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