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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首当其冲。本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胶东半岛人民就已饱受了战争的残酷蹂躏和掠夺。不料战争结束以后，这里民众的灾难却丝毫不见减少，反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896年初，山东济宁州群众打毁教堂并伤及教士，兖州滋阳和兖镇居民群集抵制德国主教安治泰入城传教，并伤其从人、毁其住宅。德国帝国主义以“兖州事件”为由借端生衅，无理要求赔款代修教堂胚要求“令县令迎接（安治泰入城传教），绅士摘顶”等等。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素不喜谈洋务”，本就是个排外保守人士，对于这种有伤统治阶级体面的要求，亦表示坚决拒绝。
1896年冬和“1897年初，德国政府曾两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胶州湾，清政府“恐他国援例效尤，”表示拒绝。加上所谓的“兖州事件”，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几欲动用武力实行强占，但不知何故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
1897年11，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大刀会攻击张家庄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二人。随后济宁州、兖州府寿张县、曹州府菏泽、单县和城武等州县，焚毁教堂及教士住宅，打伤教士及教民的事件不断发生。山东南部的反洋教运动进人了一个新高潮。
于是帝国主义德国借“巨野教案”为口实，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犯。侵略者一面向清廷提出6项无理要求，一面派兵舰3艘进入胶州湾，并派海军陆战队立即登陆强占胶州。德国侵略者终于实现了“租借”胶州湾的目的。
1898年，卖国的清政府竟完全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孝堂“损失”并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还下令屠杀和监禁“闹事”之人，保护德国传教士等等。同时，清政府还将胶州湾内各岛屿（包括青岛）及湾外海面群岛“租借”德国，以99年为期；并允许德国在山东建造两条铁路，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动也随之更加猖撅。列强铁蹄践踏到哪里。宗教“十字军”就开到哪里。这些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设立教区厂建教堂，散布殖民主义思想；有的甚至非法组织武装力量，拥有武器并纠集教民欺压百姓，干涉地方政务，一时间简直为所欲为。面对这一切，清朝廷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包庇迁就，有的传教士还得以加官晋爵。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即被清廷赏以二品顶戴以上的官衔，凌驾督抚之上，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
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俄东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已多达3300多人，而加入各种洋教的中国教徒多达8万余人。
1898年10月，义和拳组织冠县十八村庄的乡民，宣布“誓与教民为难，将境内天主堂焚毁”。又在日照县发动群众反对传教，打伤德国教士，烧毁街头教民住宅。接着，曹州、沂州、柳水等处也随之掀起反洋教的斗争。曹州的大刀会并且提出了“灭洋人。杀赃官”的口号。
德国帝国主义者为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扩大侵略权益，于1899年2月公然派兵占领兰山、日照、即墨等地，并继续向高密。沂州进犯。而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加抵抗，反而派兵与德军“会同弹压”，屠杀爱国人民。于是，终于激起了以朱红灯和东明和尚为首的义和团武装起义。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很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和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支派继续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以各种名义暗暗流传，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广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义和拳开始时并不自称为“团”，“团”的名义是后来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才使用和被义和拳接受的。
和流行在长江以南的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系统一样，白莲教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平行的组织。它的成员中有大量的贫苦农民，但江湖游民在里边起主要作用。它是江湖游民和各种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团体，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因而也往往抵制不了混进来的地主豪绅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会来，白莲教的迷信色彩更浓厚一些。他们所请的神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俪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和猪八戒等，反映了义和团在组织上的分散性。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必然没有统一的“神”。
1899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都有义和团在活动。山东西北部沿运河一带，义和团的声势最大。这里是全省中外国教堂最密集的地区，广大群众与教会、教民的矛盾极为尖锐。越来越多的人卷进了以练拳为名而形成的与洋教会为敌、与官府作对的斗争。
朱红灯，山东茬平人，自称明青，号天龙。东明和尚，杨姓，善拳法。1899年春天他们在山东思县、平原一带率命起义，“列队千人，开放大炮，拒敌官兵”。前往镇压的清军多次被击败。是年秋末冬初，起义之火烧到了高唐、在平、长清等州县，集众8000多人。
为了争取“合法”地位，朱红灯揭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号召一致对外。在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形式下，某些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小地主及官僚们为着“扶清”的目的，纷纷参与了“灭洋”运动。于是，义和团的声势更加壮大。
这时任山东巡抚的亦是“痛恨西人”的守旧派官僚毓贤。一方面，他从封建守旧的立场出发仇视“洋教”，讨厌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干涉和妨害其统治权，甚至认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同时，他看到“扶清”的口号及部分地主、官僚参加了“灭洋”的活动，觉得对义和拳大有控制和利用的可能。所以，清军统领袁世敦应平原知县蒋楷的请求，与朱红灯大战时，毓贤认为蒋楷办事谬妄并奏参革职。1899年冬，毓贤决计与义和拳妥协。他请让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承认了它是“团练”一类的合法团体。于是朱红灯等竖起“扶清灭洋”及“毓”字大旗，在义和团的名义下，取得了公开在山东境内活动的条件，势力进一步发展。
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是为了对义和团加以控制和利用。但他没想到，朱红灯等人是不会轻易听从毓贤摆布的，所以毓贤设计诱捕了朱红灯和东明和尚，囚于省城。毓贤这样做的结果，无异火上浇油，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怒。王立言统领在平、高唐一带团众继续斗争，济南、东晶、曹州三府、济宁、临清二直隶州共有团民数十起，每起数百人，仇教如故、抗官如故。结果弄得毓贤惶恐不安，束手无策。
毓贤的“顽固”与“无能”，招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满。1899年10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清朝的总理衙门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要求清府改派能够和愿意“镇压暴徒”的人去代替毓贤。
慈禧太后虽然很赏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于是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变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其后仍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所统率的“新建陆军”7000人是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后来他在山东把这支军队扩充到2万人。当时，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断然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并开始实行武力镇压。这以后山东的义和团没能以坚固的组织和强大的声势来对抗袁世凯的武力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毓贤愚弄的缘故。
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他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毕竟他不可能完全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大火。从1900年开始，义和团运动的重心便自山东转移到了直隶省。
当时，由于通州在北京城以东40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