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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扣押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临危不惧，如何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的要求，如何反过来说服了张、杨同意他的观点，最后才不经意地谈到“叛军”的8点要求。
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的调查活动此时已被人传出，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已经活着回来，谁还愿意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此次全会坚持拒绝了张、杨当初提出的8点要求，再次对张学良的叛变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亦再次表示对蒋介石的拥护、信任与爱戴，再次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第三次辞职的请求。
在西安当狗熊、回南京当英雄，蒋介石这出自相矛盾的戏就这么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来劲儿。到了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蒋介石还没健忘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把临回南京时的许诺当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又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给人民以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第一次没有提到“共匪”，并且说今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这些字眼。当时，蒋介石还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当时，蒋介石学向全会建议，要给共产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共产党必须答应4个条件，他就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蒋的这4个条件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停止与三民主义相对立的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条件，不过给人的印象倒是反了过来，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显然，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的这一切做法，真是煞费苦心，但却也颇有成效。这样他就可以既不降低他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又能同反对派和解（“西安事变”使他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力量）。他几乎满足了当时全国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又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所以最后很明显的结果是，长期的内战停止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停止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就要率领中国人民抗日了，因而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了。
当时，蒋介石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如果换了别人，很可能会轻率地采取报复措施。当时南京政府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连孔祥熙这样的“稳健派”都坐不住了，都希望能做点什么让西北当局看看，他们粗暴扣押蒋介石应付出怎样的代价。但这时蒋介石却能“忍辱负重”，这也许是他比别人的高明之处。其实，蒋介石的报复观念是最强的。但作为一个政客，他太知道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了。“西安事变”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一个重新打击、削弱反对派的机会，一个重新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没有收回在西安时期作出的承诺，也没有马上对张学良和其他扣留他的人进行报复。他只是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并且在不久就成功地把东北军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西北军整编和归属了中央军。
到1937年2月下旬，蒋介石派出的嫡系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就进驻了西安，并开始正式和共产党谈判。
也只有到这时，孔祥熙才真正领略了蒋介石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全部计划和手腕。当下他对宋蔼龄说，难怪委员长能统一天下，成为一国君主，这次他真是领略了。
蒋介石在这完成了这一切部署之后，在重新稳固了他的根据地之后，就开始对张学良下手了。而且最开始软禁张学良时，就是在孔祥熙的一栋别墅里。
此前一天孔祥熙还和张学良喝茶聊天，第二天再去时门口的哨兵已是荷枪实弹。蒋介石下手之快、之狠，连孔祥熙事前都没得到半点消息。
蒋介石终于违背了他在西安时的诺言，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当时，听说张学良又遭蒋介石的“毒手”，孔祥熙和宋蔼龄都起了怜悯之心。1937年1月，宋蔼龄曾找过宋美龄，希望能做做蒋介石的工作，放张学良出来，哪怕给个闲职养起来，出出头露露面也能显示出蒋介石的海量。但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美龄却没去当说客。孔祥熙也曾在1937年初密电南京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电文中说到：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即电孔表示负责保护委员长的安全。孔乃以私人资格，在这次复张函电中，表示张如能迅速护蒋回京，孔亦保证张的个人安全。”
张学良自然知道孔祥熙的态度，因此在宋蔼龄前去探望时，向宋倾吐了心中的焦虑和后悔。
然而后来，张学良将军却始终没能获得自由。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加看管下，他先后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和湖南郴州等地。1949年又被秘密押往台湾。而杨虎城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在重庆，并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了。
虽然孔祥熙在软禁张学良的问题上给蒋介石提过意见，但总的来说，在“西安事变”中的孔祥熙为了蒋介石和蒋家王朝的利益，可谓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从而进一步赢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信任和好感，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巩固其势力的资本。同时，孔祥熙得到的回报就是，奠定了在八年抗战中大发横财的基础。
第十一章 出访欧美
1．英国人不给面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众称贺之后，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也由公开转向隐蔽，蒋介石亦在“隐退”了一段时间后又“官复原职”。从表面上看，当时一切照常如旧。但一些有头脑的人却在反思这一事变的缘由：张学良为什么明知“犯上”，还要发动兵变？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什么不愿攻打红军？
所有的人都在想，蒋介石也在想，南京政府从1927年正式建立至今不到1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仅五六年，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一派危机。特别是邻国日本野心勃勃，武装到了牙齿，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就在觊觎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如果不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一个符合民意的决心和政策，谁又能保证不再发生内乱，不再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
孔祥熙宋蔼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拜谒一次蒋介石。他们发现，蒋介石经过“西安事变”，一下子显老了许多。
“日本，该死的东洋鬼……”蒋介石每每在睡梦中常常骂道。
的确，当时由于日本的侵略引发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造成“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演变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
自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好战分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便利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军侵华的成果，推动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对国内尚持民主观点的政党和内阁成员进行暗杀，实施恐怖手段。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演化成两派的血腥残杀。如“皇道派”干将湘泽三部就亲自刺杀“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未遂。事后他公开说，“不能一刀结果了永田，我对此深以为耻。”
其后日本国内的军阀分子又在“二·二六”事件中，第一批官兵首先冲进了sl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当时高桥被称为是日本的理财圣诞老人，平时不修边幅、满面白花花的胡须，因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招致了“皇道派”的忌恨。当场暴乱的官兵们掀开高桥的床单，在一片叫喊声中向他开枪射击。而此刻的高桥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刚刚睁开朦胧的双眼，就命丧黄泉。
紧随其后，当时的日本海军大将斋腾实是第二个袭击的目标。这位性情温和的将军发现了从楼梯涌上来的士兵，但他来不及弄清原委就被集密的枪弹击倒。事后有人数过，他全身共被47颗子弹射中。
第三批军官与此同时冲向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别墅，这位刚刚穿好睡衣的68岁的将军，刚想向他们问明来意时；就听见“阁下，没时间了，”紧接着3发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身体。庆幸的是，他虎口余生，在山本五十六的积极协助下脱离了危险。
日本军人的这次政变4天后被镇压了。但由此产生的广田内阁却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