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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兹－布拉沃的魔幻现实主义（2）
在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期间，阿尔瓦雷兹－布拉沃还参加了苏联著名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Eizenstein；1898…1948）的电影《墨西哥万岁》的拍摄，担任电影剧照摄影师。１９３２年，阿尔瓦雷兹－布拉沃举办了他的第一次摄影个展。１９３３年，他认识了美国摄影家斯特兰德，是他使阿尔瓦雷兹－布拉沃对电影也发生了兴趣。１９３５年，他结识了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布列松并与他一起在墨西哥城与纽约展出作品。与这些摄影名家们的交流切磋，使他在拥有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特色的同时也具有了开阔的国际性视野。
阿尔瓦雷兹－布拉沃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国际先锋艺术界的承认则与超现实主义“教皇”安德烈·布勒东１９３８年来墨西哥传播超现实主义有关。当时正在墨西哥城策划一个超现实主义大型展览的布勒东恳请阿尔瓦雷兹－布拉沃创作一件作品。为此，他创作了那幅著名的《评价良好的午睡》：很好的阳光，在剥蚀的老墙前，一张旧的格子毯子，大腿、脚踝和手腕处缠着绷带的裸体少女平躺着，面容恬淡惬意；毯子的四周是几个仙人球，给这次甜蜜的午睡带来某种不祥……阿尔瓦雷兹·布拉沃放下布勒东的电话之后，顺便就邀请跟他一起排队领工资的人体模特儿，把他任教的圣卡洛斯美术学院的一个屋顶作为拍摄现场。他叫来他的医生朋友给模特缠绷带，请学校门卫从市场上买来几个仙人球，并请门卫带来他的毛毯。模特躺下，在阳光里闭上眼睛……于是，阿尔瓦雷兹…布拉沃按下了快门。事后几十年，还有很多研究者询问这幅作品产生的因由，是一次绝妙的抓拍，还是一次长时间构思的结果？都不是，就是一次即兴的摆拍。阿尔瓦雷兹…布拉沃自己说，也许是之前卢梭的绘画作品《睡着的吉普塞女人》一直在给予他某种暗示和滋养，那种构图方式，那种福祸相生相伴的意象，都让他印象深刻，所以，一旦契机合适，一幅精心准备的即兴之作就诞生了。布勒东看到这件作品时他大喜过望，觉得他心目中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就在眼前。但是，阿尔瓦雷兹－布拉沃被指认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只是布勒东的一厢情愿。阿尔瓦雷兹－布拉沃从没有想要去迎合超现实主义，他在摄影上取得的成就从来只是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的体现。他作品中的墨西哥文化特质使他在某一点上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偶然交会，但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超现实主义者。
１９５６年，他与斯特兰德、埃文斯、桑德一起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四人展。１９７５年，阿尔瓦雷兹－布拉沃被授予墨西哥国家艺术奖与古根海姆奖。１９８６年，他参与筹备墨西哥摄影博物馆。１９９４年，他的大型个人回顾展览来到亚洲，在新德里、北京、上海展出。１９９６年，阿尔瓦雷兹－布拉沃摄影中心在墨西哥城开设。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每一部好小说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谜。”我们不妨把马尔克斯的这句话稍作改动以形容阿尔瓦雷兹－布拉沃的照片：“他的每一张好照片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谜。”不过，他的这些照片不是为了加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惑甚至困惑，而是在提供了“关于世界的谜”的“图”本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破解“关于世界的谜”的各种线索。
让·鲍德里亚和他的“黑客帝国”
鲍德里亚是谁？英国的《卫报》说，他是个“社会学的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美国的《纽约时报》则称他是“左派阵营中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孤独漫游者”。
但无论如何，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这位法国后现代理论家的大名在全球思想界知识界可谓如雷贯耳。鲍德里亚以他的《物体系》（1968年）、《消费社会》（1970）、《生产之镜》（1975年）、《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年）、《忘掉福柯》（1977年）、《拟像与仿真》（1981年）、《美国》（1982年）、《致命的策略》（1983）、《酷回忆录》（1990）、《幻觉的终结》（1992年）、《完美的罪行》（1995年）等尖锐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重要著作闻名于世，被称为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军师”级代表性人物。
鲍德里亚的魅力绝对来源于他的思想，甚至连风靡全球的电影巨制《黑客帝国》都在向其致敬，而要描述其思想大致绕不开消费批判、技术反思和后现代策略这三个关键词，尽管这种提炼本质与中心的做法可能有违这位后现代理论大师的本意。
等待幸福降临的土著
《消费社会》里鲍德里亚说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美拉尼西亚的土著曾经被天上飞行的飞机搅得心醉神迷，他们以为那是神奇的大鸟。但是，飞机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降落过。他们看到白人在地面上布置了相似的东西来引导飞机，于是就用藤条和树枝建造了一架模拟飞机，精心地划出一块夜间照亮的地面。他们耐心地在那里等待着飞机前来着陆。
鲍德里亚把这个故事解释为消费社会的寓言。他说，消费中的人们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着幸福的降临。
鲍德里亚将当代消费定义为“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消费不是同积极的生产方式相反的一种消极的吸收和使用方式，而是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在个人暴富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感到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成为人们互相攀比互相吹嘘的话语平台。购买服装、食品、家具、化妆品或者娱乐，不是为了表达一种预先确定的我们的身份，而是借助于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来确定我们是怎样的人。
消费社会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号体系和符号信仰。更多地占有更多地消费更多地享受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费活动本身也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
广告、包装、展销、时尚、景观、旅游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品牌，构成一种“物体系”。而物品也获得了一种符号价值，在现代广告的有力推动下，借助于品牌，构成一个“物品—符号”系统。产品或商品不单是具有特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们的品牌上还刻写着丰富的社会意义，有时后者甚至更重要。华伦天奴和阿迪达斯在品牌意义上的不同远远大于它们在质地和实用功能上的不同。当代社会中的物品就是这样负载着风格、品味、财富、成功、地位、权力等丰富的意义，现在购买的与其说是商品，不如说是品牌，被消费的与其说是物品本身，不如说是物品在系统中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当代消费。这种消费追求的纯然是象征性和理想性，而这些又显然注定是无法完成和实现的。于是，人们只能为了消费而消费，贪婪地吞噬一个又一个的商品符号，没有限制，没有终结。
正是基于消费社会的特殊性，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强调将消费主义社会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比较，并注意到工业资本主义比消费主义少一些诱惑与欺骗，而消费社会却承诺其无法给与的普遍的“幸福”和通过消费达到的“自由”，从而使“幸福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