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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1982年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与各地域相比，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是长城地带这个熔炉。苏秉琦敏锐地认识到：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是揭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关键。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
4月7日清晨，列车到达赤峰，这里的早春比北京冷多了。赤峰学院的两位教授冒着寒风前来热情迎接。一位是蒙文系的系主任王其格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的系主任、兼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峰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上午参观历史系和博物馆，下午和同学们见面交流。
由于大家对赤峰的远古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初次见面就有谈不完的话题。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号称“中华第一龙”的大C字龙被发现的经过，套用《易经》中的说法，可谓“现龙在田”。王、徐两位教授栩栩如生的描述，使我仿佛身临其境。
1975年夏，辽宁考古所的孙守道、郭大顺、郭文宣三人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调查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见到这件玉龙，通高26厘米，外观雕成开口的C形椭圆环状，无爪无角无鳞，素面磨光，头像猪又似鹿，长嘴上翘，头顶至颈背扬起一长鬣，与商周战汉以下的龙造型明显有别。当时还没有关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系统经验，所以无法断定这玉龙的产生年代。C字龙是在1972年初，一次雨水冲刷后的山坡上暴露出来，由当地乌单镇三星他拉村一农民拣到，放在自家院子里给孩子当玩具用。后被偶然来到家中做客的文化馆人员看到，用了20元人民币采集回来。孙守道等通过文化馆找到那位农民，希望能到出土现场找寻一些线索。可惜时过境迁，那农民已经记不清三年前C形大玉龙得见天日的具体的位置了。他们不甘心，就在该山坡周围方圆一二里的地方做探察，结果除了一些碎陶片以外，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那默默无言的C字龙，空有26厘米高的纯玉身躯，还要躺在旗文化馆的库房里继续它的“潜龙勿用”的屈尊经历。
假如那年孙守道等人真的挖掘出更多的文物，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恐怕也不会得到多么大的重视。历史性的际遇好像注定要发生在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再一次的“现龙在田”，发生在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日子——1984年8月4日。牛河梁小山坡的公路下方，在一片积石冢群中的一座石板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墓主胸前放置着一青一白两个玉雕龙。由于该墓群属于红山文化遗迹，玉龙的制作年代一下子提前到5000年前。这也就使孙守道等人重新给七十年代所见到的赤峰c字龙断代，从原初假定的西周时代，改定为新石器时代。于是“龙出辽河”这个命题呼之欲出。
孙守道等在石板墓中发现玉雕龙后，接下来的际遇更加出人意料：就在积石冢上方的山坡地，有面积越40000平方米的堤墙状遗址，其中零散地分布着红山文化的彩陶片。发掘者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及时扩大战果，从散布的红烧土迹象入手，逐渐发掘出一座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那就是震惊中外的牛河梁女神庙。连同1979年在50公里外发现的东山嘴石祭坛遗址，辽西群山中隐约呈现出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红山文化宗教活动中心。有媒体报道称之为天坛、陵墓、宗庙齐全的“小北京”。有学者推测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物证，认为红山文化的面纱背后潜藏着一个神秘的古国。近十余年来，在河北的围场县、阳原县都曾经发现红山文化玉龙，阳原县还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推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地区。
在徐子峰教授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青色玉石料。我向他询问究竟，才知道这是赤峰地区存在玉矿的实物佐证。玉学界多数人认为，构成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传统之基础的原材料，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辽宁岫岩县开采得来的。而眼下的这个标本则可证明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大家听徐教授的介绍，唏嘘不已。这么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居然能够充当解释历史文化脉络的线索，这真是令书斋型的学人大开眼界。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与当代人的不期而遇，自然让我想到在文物第一大省陕西听到的一个类似的发现传奇：《“中国”一词由来：何尊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迄今所能看到最早书写着“中国”字样的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原来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一个叫陈湖的农民挖掘出土的。在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它当作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只换得30斤玉米。万幸的是，废品站居然有文物信息员向上汇报情况，结果使这件三千年前的珍宝免于回炉化铜，以三十块钱作为30斤玉米的补偿，被征集到宝鸡市博物馆（任周方等主编《周秦文明之光》，宝鸡青铜器博物版，2000年，第23页）。虽然已经算作文物了，却因为来历不正，又名不见经传，所以又在博物馆里屈“尊”多年，默默无闻。七十年代初，因为要进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做除绣清理时才发现底部铭文，顿时身价万倍（用“百倍”说远不够分量）。
不过这30块人民币的何尊，和20块钱的“中华第一龙”相比，还是贵了百分之五十呢！这个差价将永远为国人所铭记！要知道，在六十、七十年代，30斤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定量口粮，这些食物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期足以养活全家一个月！
我在七十年代有幸吃41斤粮的定量，那是因为进工厂做重体力劳动的缘故。最初一年的学徒工资是18元。一年后说涨工资了，如今想起来就像童话，涨了2元，达到月薪20元。
陈教授稍年轻些，没有经历过18元月薪的生活。他发问说：许多人闹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民币近几十年来一再地贬值，而对外国货币的兑换比值却又在上升呢？
我说：经济学家肯定对此有各种说词。不过如果有人能画出一幅中国文物升值与中国货币升值的对比图来，肯定非常直观有趣。就拿中华第一龙做标尺吧，如今假如有机会拿到拍卖会上，又该价值几何呢？肯定高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成千上万倍吧。
陈教授接过话题说：2000年在北京的瀚海拍卖公司举行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私人收藏品——高16厘米的红山文化玉龙，起拍价是118万，成交价是246万。太离谱了吧，恐怕有“托儿”在哄抬价格吧？
我说：拍卖的内幕据说很复杂。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文物的巨幅升值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热为背景的。而中国文物的升值潜力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吧。欧洲现代画家如毕加索的一幅画就能值上千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上亿，我们祖先5000千年精工琢磨出的玉龙神像，哪里能用市价来衡量呢？应该是无价之宝啊。难怪近年来红山古玉在海外为收藏家所争宠。
说这些话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料到，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伦敦拍卖行拍出两千四百万英镑。大凡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恐怕对这个数字都难以置信吧。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传统文化的遗物被当作“四旧”而被打碎，无法统计了。
就在我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之际，2007年2月27日，中国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奖牌揭晓，在国际传统的奖牌金属制作工艺上添加了玉，使奥林匹克奖牌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而身价倍增。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对中国玉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牛河梁熊头之谜
整整20年前，我还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因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话，而涉足到当时的女神研究领域，一篇专家论文干脆把新发现的辽宁牛河梁出土5500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实物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够刺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则诗意盎然地把她形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牛河梁女神不是比供奉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园的黄帝像，或者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更有资格作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对象吗？二十多年来，去牛河梁探访中华史前女神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4月8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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