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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图》是文言体的寓言故事。借了古人的躯壳，揭示的仍是当代的灵魂。其中似乎并没有“隔”，因为现代人的灵魂中本来就有古老的遗传。就物质的进展而言，今古可称悬绝，但就精神而言，实在去古未远。许多过去习称是外来的“苍蝇蚊子”，其实正是古老的家法。我们对外来思想的拒斥可谓根深蒂固，即便近代以来喊得山响的自由、民主之类，一到国人手中也早已成为“中学为体”的老方儿了。
《唐诗图》是借题发挥，借助于唐人诗句，联想当前社会游荡着的幽灵。这倒并非生拉硬扯。艺术的研究者尽力追寻作者当时的灵感，但他永远不能达到，而欣赏则无须借助研究的结果也可借自己的经验作出个性化的诠释，或许这同作者原初的意思全无关系，但一样从中得到欣赏的愉悦。
《世相图》恐怕是我们作品中与现实勾连最紧的一组文字了，写作的时间也拉得最长。在十余年间，我们笔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的稍有收敛或改进，有的则愈演愈烈、大有不可收拾之态。这又证明了文字、图画本身的软弱。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创造或颠覆一个政府或一个制度，实在过于夸张。夸张的目的并非抬高了文字的功能，倒好像是为了借文字转移对事实的注意和责任的追究。但是，就像一本流水账有时也会成为经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对于社会、文化的观察与思考，除却希望引起当代人追根寻源的探求，也希望为今后有兴趣于这一时代研究的人提供一些比当今大量程式化叙事更具有个性化的材料。靠那些程式化的叙述，有如靠官修二十四史一样，很难弄清一个特定时代的真相。
《竹枝图》是文体最杂的一本，原是为了适应不同传媒因报刊性质、阅读对象、版面控制而提出的不同要求，结果终结意图虽同前面几种并无不同，倒促成了某种意义的文体实验。
对于文字的婉而多讽，多数读者能够理解，他们从字里行间，常常能读出作者的寓旨，报以会心一笑。但也有读者“不谅人只”，以为大声疾呼何等痛快，何必含而不露费人疑猜？诚然，可以有直截了当指陈时事的文章，也应当有怒发冲冠、血脉贲张的议论，但那是另一类文字。这个世界上总要多一些不同样式的文章，才不致过于单调寂寞，又何必强求一律呢！
“陈文丁画”到了谢幕时分。在此，向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朋友、编者、读者深深鞠躬致谢了。
（“陈文丁画”系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版，《百喻图》45。00元，《唐诗图》35。00元，《世相图》（上下册）88。00元，《竹枝图》39。00元）
抵抗通吃
郑也夫
《抵抗通吃》是我最新的杂文集，文章大多写于2004～2005年，大致相当于甲申乙酉两年中，所以开始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猴舞鸡鸣——申酉杂文集》
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实说，这要托毛泽东的福。别的书都烧了、禁了（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寻找、传借，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几乎只给我们剩下鲁迅的东西。那是有圣旨保驾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过后，在一次聚会中回答罗稷南先生问“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惊人答复：“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的钩沉因黄宗英的文章，而不再是孤证。因鲁迅走得早，便登上了圣坛。而这位叛逆者的文字是否孕育新的叛逆者，领袖似乎没有虑及。于是有了五四思想与“文革”少年的单线隔代遗传。领袖诱发了我们读鲁迅，而我们最终被鲁迅吸引当然是因为他锋利的言辞，决绝的性格。在那个文化沙漠里，遮天蔽日的谀词中，鲁迅是稀罕的、怪异的、唯一的。少年的饥渴与稀缺的食粮遭遇，点点滴滴到心头。
因领袖的倡导，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叛逆精神沛然而生，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如是，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猴舞鸡鸣》。
还记得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的春节，媒体时代的节日，吉利话铺天盖地，重复万遍。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但中国人何等智慧。说的稀松平淡的是：金猴献瑞。说得富丽堂皇的是：马上封侯。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杀鸡儆猴——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儆”字，讨猴高兴，就该杀鸡？真乃“当惊世界殊”——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鸡年的吉利话则有：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
其实，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小肚鸡肠，鸡毛蒜皮，鸡吵鹅斗，鸡零狗碎；猴头巴脑，沐猴而冠。我以为，万般不幸的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我曾经“鸡血喷头”（鸡年别骚扰人家狗）地大骂中国足球界，但是我不止一次说：不是他们最糟糕，是他们最曝光，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他在那里供职）要比北大清华都强。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其实大不一样。因足球有偶然因素，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且足球输了算什么，大学落后不得了。香港弹丸之地，商贾之城，大陆十三亿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陆的顶尖大学不如区区香港？任凭心中怎样不平，我也只好同意。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学界中人，我知道双方的情况。从师资、敬业精神，到学生用功程度（其实是老师造成的），我们统统不行。
评价一个社会，关键不是它的GDP，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宝马雕车，而是其人物，他们的才具、理想、气象、境界。我们的情况如何？说谁谁也不干，说自己最无妨。我觉得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外语的听力从来就没有过关，更不要说十余年不再说外语后的今天。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一一完全可以说“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辞。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我五十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堕落的就是中国足球和学术界吗？学术界毕竟不是权力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可信，权势者中亦不乏沐猴而冠者。
鸡零狗碎、鸡吵鹅斗，正是我们社会之风貌——到处是冲突，是争吵。笔者自知火气大，是好斗之徒。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时代沐浴了鲁迅的道德文章，一点不平之事就会刀笔相助，开口咒骂，何况我们现在就置身在是非之地和争吵之中。别的不说，本书所反映和参与的争吵就蛮热闹了，且听我说。我们的长假制度已经搞了七年了，七年来，每年长假最多有三千多万人外出旅游住店，为了这三千万人要全国人陪绑休长假，问过全国人民愿意休长假吗？这能没有矛盾和争吵吗？全国的高考，一个学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分数相差达一百分，这能没有争吵？只怕会越吵越大。都市中过去的自行车道上如今轿车已经随意进出了，我们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吗？打算怎么干预？而这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准备出台行人进入轿车专行线“撞了白撞”的法规，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道理在哪里呢？难道双方都有道理，大家都可以随意乱闯对方的专行道？笔者撰文说：北京轿车缴纳的养路费太少，遭到一位读者的奚落，争吵在所难免。吵架他不行，我一张嘴他就息声了，但影响主管部门我不行，您说这利益双方的争吵能休止吗？玉渊潭公园有着五十年不止的野泳传统，忽然一日不让游了，于是游泳者和公园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