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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６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
或者再举一例。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４５０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③。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已经表示出愿望，要从军队的脑颅中爬出来，进入整个国家机构的头脑之中。”④对于国家机构，我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大本营来说，这一真理是无可争辩的。大本营能够依靠“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紧张工作发挥作用。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1）
内战时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当时托洛茨基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职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写的一本小书《在沙皇大本营的２５０日（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１６年７月２日）》送给了未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战线的列车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这本书。在这本揭露性的小书中，讲述了肩佩白色穗带的军事“官僚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拟定平庸的作战计划的情况。因此，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晨铁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最高军事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时，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记的列姆克的那本小书就曾描写过旧俄国的最高统帅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最初设在巴拉诺维奇，后来设在莫吉廖夫。所有领导过大本营的人（克伦斯基除外）这时都已故去。他们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杜鹤宁……斯大林想起这个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宁的命令由克雷连柯率领的一支革命队伍占领的，想起这个克雷连柯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
是的，原来在苏维埃时期已经有过一个大本营的首脑……而现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却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议他担任大本营的首脑。不，让铁木辛哥干吧……
我们知道，起初，大本营由铁木辛哥主持，但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起，大本营由斯大林领导，而从８月８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巴拉诺维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国人占领，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营甚至最好不要设在莫斯科近郊。战争前夕，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一两个拥有专门装备的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据点的问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斯大林采纳。１９４１年５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组建统帅部大本营的方案。方案中建议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专门训练，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在战争发生时需要有这样一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但是当时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谁也没有敢于再向斯大林提出这类建议。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两个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近郊别墅。远处的别墅，谢苗诺夫宫，在战前他几乎没有去过，而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已下令将谢苗诺夫宫改作安置伤兵的医院。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是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办公室、他的近郊别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厦或者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斯大林就是从这些地方指挥战争的。
关于大本营的工作，我认为，朱可夫在他的《回忆与思考》中比谁写得都好。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业》这本书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什捷缅科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写大本营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够说明最高统帅作为大本营主席活动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领导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须知，他还是党中央的最有权力的书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党和国家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最高职位都由一个人占据着。我已经说过，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这种权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是渐渐地，这种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的消极方面也愈来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党中央、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任何一项决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难以通过。我不认为，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会妨碍解决总的任务。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内战时期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们就会看到，它并没有代替党和国家的机关，而是在依靠它们进行工作。
再说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每天召集会议，有时每昼夜要召集好几次会议，并不是会议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明确断定是哪个机关在开会。这可能是有军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也可能不只是国防委员参加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本营的会议。有时斯大林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才加以明确化：
“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签发。”
“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
有时马林科夫还把讨论的总结作为政治局的决定记录在案。实际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而不管会议的决定是怎样写的。似乎斯大林对某个人形式上属某个领导机关并不大重视。对他来说，这并没有原则意义。但是这给执行者却造成了困难，他们必须“匆忙”判定，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党中央书记的、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以便把相应的指示交给相应的部门办理。通常不作任何记录或速记记录。例如，大本营的档案库里有成千上万份各种文件——报告、证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证明大本营讨论了某些战略问题的材料实际上却没有。斯大林，特别是当他从战争头几个月受到的震动中觉醒过来并振作起来之后，常常邀请大本营的两三个委员同他一起决定作战问题。从一开始，总参谋部这个大本营的主要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就养成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