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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做不到的，不仅是胡乔木同志刚才讲的党章第十八条中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做不到，类似的还会找到一些，如开代表大会要在三个月之前通知代表。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本来也不需要规定得那么细。总的来说，这两个文件是比较成熟的文件。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军队特别严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现在地方上还好一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前途。体制调整，国务院、党中央机关都做得不错，军队就比较差。当着我们真正找人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总要过渡一下，总要想办法。反正我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帐的。最近组织了个小组，摸索将来新的中央委员会里边多吸收一些中青年干部参加，经过几次研究，现在大体上维持了上一届开始时的年龄。过去我们年轻，八大的时候我和陈云同志都是五十二岁，当时中央委员平均年龄并不算大。现在比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正常，造反起家的人，那是年轻的。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我们历来不大相信裁军谈判会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是赞成谈判的。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世界上有人怀疑一旦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不在了，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会变。我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变，变不了！如果中国想自己发展起来就需要这样做，谁也变不了。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
几个月来，中央连续发了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几个文件，方针政策都明确了。要我讲几句，还是些老话。
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多数工厂企业已经解决了，还有少数没有解决。“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