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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
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
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
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
“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
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
的差别等，有可能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
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
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
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
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
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
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１９７
４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混乱作出反应，１９７４年秋
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
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１９７５年２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
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１９
７５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１９７５年
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９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
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
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
的总理任命。
然而，１９７６年２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
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１９７６年１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１９７６年４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１９７６年２月）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
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
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
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
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
以肯定地说：如果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
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继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４
月７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
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Ｉ。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
用的假名）
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
“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
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
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
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５月１３日，中国官方发言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
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自１９５９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
的４７％）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１９７０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
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
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
别吸引中国。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
尽管１９７１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化，然而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和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
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１９７１年的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２年的二
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
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
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Ｉ－ｌｙｕｓｈｉｎ６２ｓ标志。
１９７４年７月４日，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１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
经确定的贸易额１９７４年为二亿美元：１９７５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１９７６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