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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不止如此，曹操、曹丕父子英雄，消灭群雄，一统北方，使弱汉苟延残喘二十年，如同摘下一颗自栽果树的果实，安享帝位，
还能让人信服。西晋建国则是在曹魏无大乱的情况下通过政变篡夺而来，这使西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有些底气不足。
7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2：18｜删贴｜加精
东晋史家习凿齿的议论就很说明问题，尽管习凿齿是尊晋的，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司马氏本是曹魏臣子，与西周修德以灭商有别。
他辩解说曹魏篡汉不得为一朝，所以司马氏并无辅魏的君臣之节，其篡魏不算逆取。但无论怎么巧言回护。听来仍觉空洞无力，
最终只好在晋德不如周这一点上认了帐。他大声疾呼司马氏无逆取之嫌，反倒似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是说有逆取之嫌了。
而按照古意，逆取等于篡夺，这对标榜西晋上台是尧舜禅让而登基的晋武帝，其实是颇为尴尬的。
西晋当朝士大夫对本朝的创立居然没有多少崇敬，这是历代王朝罕见的。司马氏为了夺取政权也曾苦心立功积德，
但是其间满目皆是的阴谋残酷血腥和侥幸。魏晋间类似的公开和私下的议论为数不少，而这些议论对于司马氏是相当的不利。
8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2：41｜删贴｜加精
以至于连羯人石勒都认为：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孤儿寡妇，狐媚取天下。
在现代人心目中全民平等，有能力者夺取权力才是天经地义的。对古代那种忠奸之分并无兴趣。然而应该强调的，
是当时人对司马氏篡权的态度决定了西晋王朝的命运。而时人对为司马氏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贾充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司马家夺取政权过程中最后的转折点是甘露五年四月，魏帝曹髦（高贵乡公）亲自出讨司马氏。双方短兵相接，
司马氏死党贾充率成济公开弑君镇压了曹氏最后的反抗，为司马氏建晋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此一公然弑君从根本上破坏伦常的事件对士人思想情感冲击震动的程度又是空前的。使得司马氏置身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中。
根据《魏志．卷四．三少帝纪》：司马昭突然得知，亦不免大惊：“天下将把我当成是什么样的人啊！”
9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3：46｜删贴｜加精
而其叔父司马孚，情急之中狼狈奔往，枕帝尸而哭。尚书右仆射陈泰认为：“独有斩贾充，稍可以谢罪天下”吐血而死。
从陈泰之言行，已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贾充等司马氏死党的态度。
根据《晋书．裴楷传．庾纯．秦秀诸传》：
晋武帝问裴楷天下风气，史称性宽厚，不得罪人的裴楷却回答说：陛下未比德于尧舜，是因为贾充之类的人物尚在朝。
方宜引天下贤人，不宜示人以私。需要注意的是极力和贾充划清界限的裴楷并非外人，而是晋武帝的亲信。史称当时任恺、庾纯亦赞同。
另有博士秦秀对贾充疾恶如仇，贾充死，秀建议谥号为荒公。司马氏另一死党何曾卒，建议谥号为缪丑公。
庾纯更与贾充正面冲突，直斥：“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并公开犯忌质问：“高贵乡公何在？”此后贾充解职以抗议，庾纯也上印绶。
有趣的是众多为此参与辩论者只是纠缠于庾纯是否“不孝”，而晋武帝诏书也颇宽容：惟责庾纯“
10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4：28｜删贴｜加精
醉酒沉湎”“疑贾公亦醉”。
可见晋武帝对这件事是何等心虚和尴尬，只希望尽快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何贾两人的事业与晋朝兴起有那样不可分的关系，以他们在晋朝的权势和地位。
秦秀为他们拟的恶谥就不能不说足以表现不止一个人的对禅代的反感和不满。秦秀能够如此公开的发泄这样强烈的不满情绪，
他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不满势力。
今天的人们自然不会拘泥于昔日的忠奸观念，但是对当时的晋武帝来说，他既要保护自己的佐命功臣，又要笼络调和潜在的不满势力，
这不免大大削弱了他振作法纪励精图治的精力和能力。许多对高贵乡公被弑事件极为反感的士大夫并不反对晋朝，也没有光复曹魏的想法，
他们的反对只是出自儒家的信念的本能的厌恶和反感，然而这种纠葛大大降低了西晋皇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
11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4：58｜删贴｜加精
所谓“受命于天，顺天应人”的皇权并非来自天授和民意，而是靠阴谋暴力就可以力取的东西，如此而已。
当人们认为一个王朝是靠残酷卑鄙来建立的时候，君主朝臣各种振作朝纲，励精图治之举，就大大丧失了号召力，
并大大影响了官员们的忠诚守法和敬业。历代靠禅让上台的朝廷总喜欢标榜“以孝治天下”，因为帝位从巧取豪夺而来，
如果主张以忠治天下，就难以立论了。晋朝也是如此，虽然不是不讲究忠，但是既然司马氏自己都可以为了家门私利可以不管名教纲常，
而且获得了胜利，那么士大夫们拥戴新朝也无非为了身家性命而已，随即起而效仿来实现自己家门的私利。
他们对这个政权本身有多少忠诚可言呢？加上玄谈的弥漫和门阀的膨胀，于是西晋政治颓废也就不难理解了。
12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5：26｜删贴｜加精
越走越窄无路可走的治术——从法治到儒术
如学者所论，东汉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依附关系强化，官僚向世族门阀发展，“无为”“无君”之论消解着皇权的神圣。这与帝国政制的日趋细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曹魏为了拯救帝国的颓势，曾求助法术之治。对此钱穆先生认为：“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
政权之稳定应依附该政权者先有一番较正义，至少不背乎人情的理想或事实。但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家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
不光明不稳定、不正义。法治精神如何培养？而趁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的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夺曹魏的天下，
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以自圆其说。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推行法术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孝字，
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是为私门张目。
13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5：52｜删贴｜加精
而高门华族更是干脆抛弃了限制他们的名教，对玄谈放诞趋之若骛。钱穆认为：“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变为申韩刑法。
再由申韩刑法演变为经学儒术，一步塌实一步，也是一步积极一步。现在是从儒术转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
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
在一个帝国和文明走向衰败之际，必然面临宽严皆非的两难困境，从曹氏刻薄之政到司马氏仁俭治国，政治仍未找到光明的出路。
西晋朝廷建国之初的励精图治实际上是帝国振作纲纪的最后努力，但在这种恶劣情势中其收效可想而知了。
晋武帝当政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已久”，对儒术名教大肆推崇。河内司马氏本来就是礼法大族，西晋篡魏可谓东汉儒家大族的复兴，
建国后的种种措施皆与儒家有关。从代表压制世家大族振作法制的重刑名到意味着向世族的妥协的重礼法，已经显出帝国皇权的统治力下降。
14楼，＇我是国宝熊猫啊＇发表于2008…2…817：07：09｜删贴｜加精
而且如前所述，围绕禅代的纠葛使司马氏重礼法也无法收到成效。
司马氏也曾求助于天命和五德更替，但是这对司马家更为不利。古人并不认为王朝会万世长存，五德说本身就意味着定期改朝换代，
问题古人认为这个周期不会太短。东汉统治已经200年，两汉统治已经400年，看来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因此曹魏制造的的“黄家当兴”的舆论还是能让不少人相信的。而司马家宣称的晋金德代魏土德，就未免说不通了。曹魏建国不过数十年，
怎么这么快就气数终结了？所以按照五德说，司马氏代魏的合法性更显得底气不足，时人对晋朝是否应天受命，
或者根本不存在应天受命这回事都有一堆的问号。
司马氏求助于儒教，可是经过两次禅代后，天命和民意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