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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沈辑丞与兴圣街上另一个绒线业大老板金鑫声的二女儿金菊英结婚。金鑫声当年在兴圣街开办了金源茂与源茂永两家绒线字号，生意一度比沈莱舟先生的恒源祥还要大。沈金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沈莱舟借下了上海著名的丽都花园为二儿子举办婚礼，喜宴共摆了120桌。上海钱业协会的头面人物秦润卿作证婚人，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出席了婚礼，再次给了沈莱舟很大一个面子，1000多名来客在丽都花园吃酒喝茶听堂会，整整热闹了一天。
此刻的沈莱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不仅拥有恒源祥，拥有裕民厂的大部分股权，还在康家桥开办了2家染织厂。此外还在不少厂拥有多多少少的股份，细细一算有20多家。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3个月，局势便急转直下。这不是沈莱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实业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从这一年的下半年起，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在国民党所谓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在庐山听信了半是聪明、半是迂腐的所谓大学者翁文灏、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决定推出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而上海首当其冲。
8月中旬，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的要职，督导专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但俞鸿钧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个摆设，一切听从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一到上海，即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最高峰时达10万人之众，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绒线同业公会接到经济督导办公处的通知，要沈莱舟下午4点到外滩海关大楼参加会议。其实当时上海金融、经济、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接到了这一通知。沈莱舟刚要出发，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个地方开会的通知，便临时委托同业公会主任秘书张意平先生到外滩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蒋经国一身戎装，操着一口宁波官话颇为恳切地说：经国“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随即宣布，从8月19日起，对全市20余种主要商品实行限价，限价商品均按18日的售价出售，不得涨价。同时宣布，法币以300元比1元的比价，兑换成金圆券。私人收藏的黄金、美钞和银元，以1两黄金折合成200元、1元美钞折合成4元、1枚银元折合成3元的汇率，兑换成金圆券，如隐匿不换者以犯法论处。
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10余人到南京开会，并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几乎同时，蒋经国在上海邀请杜月笙、王晓籁、刘鸿生等头面人物，先礼后兵，口口声声以晚辈相称，要他们帮忙。
从9月初起，蒋经国大开杀戒，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
仅2个多月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共搜去了黄金114万两，美钞2443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元等，并从12月起分三批运到台湾，这一大笔（并加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100多万两）为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苦心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为台湾的所谓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蒋经国实行的“限价政策”，沈莱舟一开始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讲：现在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日涨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药，小蒋的限价或许会奏效……于是恒源祥总店及各分店均将库存的绒线拿出来天天“挺卖”。兴圣街各店的老板看在眼里，有的学他的样“挺卖”，但大多数人都讲他是“寿头”（傻瓜），将货藏了一部分，一天只开架供应一两个小时。有几个与沈莱舟私交不错的老板还上门来偷偷规劝沈莱舟，不能这么傻，要留一个心眼。
圆梦 5（4）
限价开始10天，一片风平浪静，蒋经国窃以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开始刮起了抢购风潮。蒋经国出动军队弹压。9月13日，申报刊登蒋经国在青年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后台”，但对掌控局势还显得很有信心。会后他故作轻松邀请记者同游黄浦江，有记者问：“风闻上海正有一个有力的集团，和你斗法，要在2个月内把你斗垮，你对此有何看法？”蒋经国皱了皱眉头，避而不答。
此刻，沈莱舟已经在炉火上烤了：裕民毛绒线厂生产绒线的毛条用完了。原料没有了，那让它停产便是了。但依照“限价”法令：“8·19”以前一天厂里生产多少绒线，以后每天都得生产同样数量绒线，否则以违法论处……于是沈莱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价买进毛条送到厂里生产绒线，然后运到店里以“8·19”所限的低价硬挺着卖给顾客，2个月时间，损失了5万多磅绒线，而收进的40多万金圆券，到了1948年底便成了一堆废纸。沈莱舟与恒源祥真正做了一回“寿头”，真可谓大伤元气！
10月下旬，蒋经国的弹压已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上海时局动荡，市面上人山人海，抢购成风，天天都有轧死人的消息传出。而黄国良作为“毛毛虫”还被关在狱中，一点消息也没有，他的妻子、沈莱舟的大女儿沈慧新天天在家里哭哭啼啼，沈莱舟百般无奈，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决心孤身一人到金神父路上的三井花园（今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宾馆）去见蒋经国。原先已经打了电话预约好了的，但沈莱舟坐在三井花园的接待室里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8点，才见蒋经国铁青着脸匆匆进来。他很不耐烦地听沈莱舟讲了5分钟，回答了3个字“晓得了”，便匆匆离去……但事情倒有了结果，第二天，黄国良就被放了出来。
10月30日，蒋经国通过广播，发表了《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限价失败。第二天宣布物价解冻时，所有商品的价钱1天涨了100倍！11月2日早晨，蒋经国在三井花园的草坪上召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骨干开会，他声泪俱下，痛哭流涕，声称“上海是奸商和流氓的社会！他们有组织地破坏限价政策。政府每天抛售几万袋大米和面粉，都被他们抢购屯积……他们有后台！”当他宣布解散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时，已是泣不成声……
这是沈莱舟先生终身难忘的一段日子，也是他最为心灰意懒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园里的玉兰树下，泡一壶茶，慢慢地喝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只有当他疼爱的小儿子沈光权跑到他身边，叫他父亲时，他苦涩的脸上才流露出一丝笑容……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沈莱舟先生还是表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沈光权当时尚在阜春小学读书，学校里的老师都晓得他是上海绒线大王的儿子。先是班主任托他回家问父亲买2磅毛线，沈莱舟关照店里送来2磅让沈光权藏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给了班主任。紧接着任课老师，最后几乎是阜春小学所有的老师，都托沈光权到他父亲处、到恒源祥买过绒线。沈莱舟来者不拒，他对自己的儿子讲：老师都是读书人，清苦得很，我能替他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其实这些日子沈莱舟反复思考的是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国民党败局已定。尤其是通过“8。19”限价这一场风波，沈莱舟损失惨重，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他想起前些日子为了支持政府限价，自己敞开商品“挺卖”，尤其是自己的夫人将首饰都拿了出来兑换金圆券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然而对共产党，自己并不熟悉。虽然他是学徒出身，从小受苦，但现在毕竟是一个大老板了，共产党不是讲要“共产共妻”吗？自己把打拼了几十年才赚下的一家一当都搁在上海安全吗？
这些日子，兴圣街几个大字号绒线店的老板互相之间也跑得更勤了，聚在一起反反复复、议来议去就是一句话：怎么办？其中兴生泰的老板申子荣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莱舟讲：“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