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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南、杨衢云、黄永裳诸同志。协助国父筹划广州机关一切的是郑士良、陆皓东和欧美的 技师将校十余人。国父本身是往来省港，足无停趾，这样惨淡经营了六七个月，各事筹备就绪，声势也很浩大。本是大可有为的，但是不幸，一班归心国父的海员弟兄，因为运械不慎，被海关搜去手枪数百枝，以致事机泄漏，领导海员运械的陆皓东先生就此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海员丘四、朱贵全也因此被捕殉难，同时被捕的还有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和其他的海员同志七十余人。后来或囚或释，也有庾死狱中的，这是乙未年九月九日，国父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那时，国父在广州，可说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国父自领导革命以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此泰然不以为意，十余日后，始从间道赴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同赴日本，侨居横滨。因一时不能回国，于是断发改装，重往檀香山鼓吹革命，并嘱郑士良秘密归国，纠集残余的同志，预为布置，以备卷土重来，少白同志则留居日本，考察彼邦的国情。
国父到达檀香山以后，首先召集同志，推广革命运动。虽然也有少数人闻风向义，终以风气未开，不能得到理想的收获，国父感到在这里久留无益。于是离檀赴美，因为那边华侨的人数比这里要多几倍，也许可以得到很多的同志，谁知美洲华侨的风气更为闭塞，闭塞到不能想像。因此，国父从太平洋东岸三藩市登岸，横贯美洲大陆，直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随处停留，宣传革命，弄得舌敝唇焦，筋疲力倦，可是表示欢迎的每一处只有三几个人，至多也不过是一二十个人吧。
可有一样，他们到处都设有洪门会馆（致公堂），规模是很大的，当国父在各埠鼓吹革命时，一般洪门华侨，起初怀疑着国父革命的宗旨，没有什么表示。因为洪门弟兄，向来严守洪门纪律与秘密，不敢冒昧对一个陌生的人谈说洪门的事，故当国父问他们为什么要“反清复明”时，他们也不表示什么，后经在美的革命先进继续宣传，一般洪门弟兄，方才相信国父是个真正革命的人，而洪门本来就是老革命。于是志同道合，大家给国父以同情和帮助。
国父在美洲勾留既久，各事进行也很顺利，便决定抽空往英国观察大不列颠的情况，但是不幸，至今留为国人沉痛纪念的“总理伦敦蒙难”，在国父到达伦敦后不几日就发生了。
后来国父因得英人康德黎先生的援救，得免于难，而主使逮捕国父的，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玙，也保证以后不再为难。所以脱险后依然在欧洲游历，随时留心考察它们的政治风俗，同时结交他们许多朝野的贤士，经两年余观察的心得，认为一个国族，要想做到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地步，只是国家富强，民权发达还是不够，这从欧洲志士们积极从事于社会革命运动可以看得出来。
国父为一劳永逸起见，特地将民生主义提出，俾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就是国父创立三民主义的因素。
但那时欧洲地方，还少有中国人去留学，华侨也很少。国父感到在那里久居无益，于是转道赴日，因为日本与中国相近，容易得到消息，这与筹划进行上是有利的。
碰巧帮会的支派红灯照、义和团看透满清当局既怕洋人，又恨洋人的弱点，就想利用这一点来颠覆满清，特地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自言神术护体，刀枪不入，这一宣传，恰恰合了清廷的口味，于是奖励他们烧教堂、捣使馆、杀洋人、到处闯祸，引起“八国联军”攻入燕京的事来。
国父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到惠州，纠合一班原有的同志——多数是洪门弟兄，——准备起事，派史坚如到广州准备响应，国父本身便率同欧籍将校，绕道回香港，打算潜入内地，组织一个有秩序的革命军，伺机救国。
但是不幸，这事竟被港政府预先得到了消息，派了大批的警察，阻止国父登岸。因之，国父原定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好把惠州发动的事完全委托郑士良，派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给他办理接济枪械去杀他们，接着就向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次第攻去，杀得清廷的兵将死伤枕藉，望影而逃，郑先生就将新安，大鹏到惠州，平海一带沿海的地面，完全占领，但打了一个多月，弹药都用完了，同时准备在粤响应的史坚如先生，屡次发动都没成功。于是改变方针，决定用炸药炸毁粤督德寿的衙署，结果炸药是爆发了，但德寿并未炸死，史先生却被督署的卫兵捉去，做了为国牺牲的第二人。这是庚子年，国父二次革命的失败，事虽不成，可是全国民众的观念，已经起了特殊的变化。当第一次革命失败时，人们对于国父都认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热嘲冷骂，通国皆然。现在是不同了，他们非但不再谩骂，并且公开的代为扼腕，深惜其未能成功。相信革命思潮，已经普遍的流入民间，这是一种当然的收获，也是本党同志大可引以自慰的。
不但这样，同时还有许多的优秀分子，很诚恳地自动地来受革命的洗礼，并且前仆后继，再接再励地揭竿起义，像广东的胡汉民、洪全福、温生财、李纪堂、福建的林文、林尹民。湖南的黄克强、马福益、安徽的吴樾、伯文蔚，浙江的徐锡麟、陈英士、秋瑾、马宗汉、陈伯平，江苏的赵声、熊成基、洪承点都是的，可见民众倾向革命的心理，早又推进了一层。
当时，国父特往南洋一带去传播革命种子，所到之处，凡是有华侨的，莫不得到盛大的欢迎，这与过去若干年随处受到华侨冷淡的待遇，真有天渊之别。乙巳年重往欧洲，那时留学生已经很多，并且都是赞成革命的，因为他们多半是新由内地和日本去的，在最近的一二年，他们已经饱受革命思潮的陶冶，已渐渐的由言论进而为行动了。
于是，国父特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大旗高举起来，再度健全革命的组织，改兴中会为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大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大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迨开第四次大会于东京，加盟者已多至五百余人了。
自同盟会成立，国父之心为之一慰，同时并坚定了革命事业，及身而成的信心。于是定立中华民国的名称，开会向众公布，命同志们各回本省去鼓吹革命，传播中华民族的思想，前后不到一年，已经得到上万的同志，各省支部，亦已先后成立。从此革合风潮弥漫全国；进步的迅速，确是国父始料所不及的。
清末的洪门英雄
前面所说的洪门支派义和团，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洪太岁后裔洪彪、洪虢，和他们女弟洪鸾，妹倩李来中等主持的，义和团的组织是革命的，他们鉴于过去洪杨的直接革命失败，就想出一个间接办法来，向清廷献策，谓我们有炮火不入的奇功，清廷对于洋人正在束手无法自然就接受了，团员对外的宣传是用佛教作掩护的，宗旨是为戒除烟酒，直到现在，各地流行的理门，就是义和团的变相。当时打的旗号是“扶清灭洋”，实际是“用夷制夷”，说得明白些，就是借洋人来打倒清室，他们闹着每天杀洋人烧教堂，闯祸的号炮由此放出，引 得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不辞而别，同到山西太行山息影去了。
充分糊涂蒙尘在外的西太后，这才感到上了他们的大当，一方自动地宣布毓贤、刚毅、李秉衡、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勋七人为误国祸首，除李秉衡、刚毅已死不计外，毓贤与赵舒翘一律斩首，董福祥革职发往军台，载漪、载勋革爵，永远监禁。一方派李鸿章和荣禄，弈劻走赛金花——就是著名的状元夫人傅彩云，这时在平为娼，和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很要好的——的门路，去和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