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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我觉得，这部著作博大精深，一些部分具有真正才华（孟德斯鸠式的才华）；不过该书结论有点含混，尽管充满对专制暴政最意味深长的憎恶，但像在指责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缺乏真正同情。无论如何，书中得出的结论——不管作者本人见解怎样——都是说法国革命是由最合情理的原因引发的，上层阶级的性情使它必然发生，不可抑制的人民的性情则使这场革命愤怒与理性并重。对我来说，这已足矣。从文学观点看，这部著作的过错在于作者竟以创始人的口气揭示众所周知并早就被人阐述过的真理，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所著《法国大革命原因史》出色的第一卷尤其阐述了若干真理。……”
奥马尔公爵回信写道：“……我想和你谈谈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我刚刚读完。我以最大兴趣读它，对它也最为重视，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见解，也没有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视为新说。读后留下的印象可概括如下：
“德·托克维尔先生充分证明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唯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说，解放农民。他宽恕法国大革命曾创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所有这些在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他宽恕曾摧毁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大革命以前它们便已消失。但是，他指责大革命直至此时为止，尚不能创设任何制衡力量，当时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这种制衡力量的地位在旧君主制下早已标明。他指责大革命恢复了旧制度的全套政府机器，并建立起这样一种局面，乃至过了60年，我们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长时间——被投到专制制度下，它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为全面。
“这部著作的不足是没有作出结论；这是有几分使人失望，没有把好的东西充分烘托出来，也没有指出诊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讲真理是好事，但不要用沮丧的口气，尤其不该摆出一种神态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说她不配享受自由：这使压迫者、奴隶和利己主义者感到痛快。“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好书，我赞赏它，我认为其内容与形式也值得人们称赞。因为正如你所说，人们在这里切实感受到了专制暴政的可怖，而这正是敌人之所在。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但是人们不可以以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不会再建起专制暴政或无政府状态：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奥马尔公爵与居维利埃—弗勒里通信集》，4卷本，巴黎，1910—1914年，第2卷，333及随后几页）
既然《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我们就应提一提它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我们已经谈过了亨利·里夫；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英国杂志《爱丁堡评论》的总编，加以《泰晤士报》主笔的身份，他对此书的热情见解便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的朋友G．W．格雷格在这家像今天一样给舆论定基调的大报上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让我们引证一下这文章的话：“因为形势变幻莫测，冒险作预言是难得谨慎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光荣将与日俱增，后人还将扩大他同时代人的评价……”格雷格接着对这部著作作了长篇分析；这长篇分析终有一天要辑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研究文集。在这篇深入的研究论文末尾，格雷格写道：“我们相信已向我们的读者指出，德·托克维尔先生写了一部极端重要的著作，一部几乎整个充满鲜为人知的史实的著作，从这些史实产生了堪称为发现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发现的各种史学观点。然而，这本书还只是他允诺我们的著作的一部分，他将倾注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因为目前这卷和以前论述美国的各卷只不过是，如果我们理解得对，同一作品——他一生的文学作品——分散的一部分，旨在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社会的前途进行评价。”
托克维尔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和杰出学者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勋爵感谢他寄来《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在1856年7月30日的信中给他写道：“这是我平生读过的使我精神得到满足的唯一著作，因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与特点提出了既真实又合理的观点。……”我们还能举出托克维尔著作在英国受欢迎的例子，但就此打住。
现在来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后来几代人发挥影响的例证。（在其出色的小书《法国大革命150周年史学史概述》，巴黎，1939年，24页，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然而必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托克维尔的著作……1856年，托克维尔发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将起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以后再谈论它。”现在，我想谈的正是这种影响。）
在给《论美国的民主》所加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89页）中我们已经指出，制定1875年宪法的那一代人深为托克维尔、布罗伊和普雷沃－帕拉多尔的著作所浸透。布罗伊公爵的著作《法国政府之我见》（巴黎，1870年）恢复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气氛，就像许多参考注释所表明的那样。
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预备笔记摘要：《H．泰纳，生平与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附注（参见300、319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维克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给我们一个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地搞清〔泰纳〕在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