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卫队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当时有篇文章写道，除了贵族与教士之外，哪个教区内没有几位居民靠着职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种免税权呢？有时，相当数量的留给资产者的职位被削减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缴军役税者为数众多，竟使国家收入减少。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
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在整个18世纪，没有什么比城市资产者对郊区农民的敌视和郊区对城市的妒忌更为显而易见的了。蒂戈尔说道：“每座城市都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此它们不惜牺牲本区的农村和村庄。”蒂尔戈在别处对总督代理讲话时还说过：“你们经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种时时带有篡夺性和侵犯性的倾向，城市对于本区的农村和村庄的所作所为，便具有这一特征。”
在资产者眼中，甚至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也变得陌生起来，几乎成了敌人。他们确定的本地开支大部分均转嫁给下层阶级单独承担。我曾不止一次地证实这同一位蒂尔戈在其著作的另一处所讲过的话：城市资产者已找到一种方法制订入市税，以免承受这个重担。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所作所为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城市资产者在一封致总监呈文中说道：“假如国王同意市长职位重新实行选举制，那么最好是强迫选举人只从主要的显贵中，甚至只从初级法院中挑选。”
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政策是怎样不断地从城市人民手中夺走他们的政治权利。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国王的一切立法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城市资产者经常参与这项立法，有时还提出建议。
1764年市政改革期间，一位总督询问一座小城市的市政官员，是否必须保留手工业者和其他小民选举行政官员的权利。官员们回答说：“人民从未滥用此权，给他们保留挑选官员的权利无疑对他们是一种安慰，但是，为了维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定，最好还是将此权交与显贵会议。”总督代理说，他已在官邸召集“六名优秀的城市公民”举行秘密会议，这六名优秀公民一致同意将选举委托给构成显贵会议的不同团体中的若干代表，而不是像市政官员们建议的那样，委托给显贵会议。总督代理比这些资产者更支持人民自由权，他在转达资产者的意见的同时，进一步说道：“不过对于手工业者来说，缴纳捐税却无权控制如何使用这笔钱，这种事实在难以忍受，而那些征收捐税者由于享有捐税特权，却与这个问题最少利害关系。”
但是让我们描完这幅图画；现在让我们把人民放在一边来考察资产阶级本身，就像我们曾把资产者放在一边来考察贵族阶级一样。我们注意到，在远离其他国民的这一小部分国民中，分成无穷尽的片片块块。法国人民看来就像那些所谓的基质一样，随着现代化学对它们进行更仔细的观察，便会发现新的可分离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当中，我找到的不同团体竟达36个以上。这些不同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它们每天都在清洗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部分，以便缩简为单一原素。有些团体经过这样一番痛快的清洗，成员已缩减到三四人。他们的个性反倒更强烈，更好争吵。所有这些团体均因某些小特权而彼此分离，最不诚实仍是光荣的标志。在它们之间，经常发生谁居上位的无休止的斗争。他们的争吵声使总督和法官头昏脑胀。“人们终于决定圣水必须首先献给初级法院，然后才献给城市团体。高等法院犹豫不决；但是国王已将此案提交御前会议，并已亲自决定。是时候了；这个案子曾使全城沸腾。”如果有人在显贵大会中让这个团体压倒另一团体，那么后者便不出席会议；他们宁可放弃公共事务，也不愿看着他们的尊严受贬。箭城假发师团体决定“他们将用这种方式表明，让面包师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痛苦”。一座城市中的部分显贵顽固拒绝履行职务，总督说道，“因为会议接纳了几个手工业者，而首要的资产者耻于与他们为伍”。另一省的总督说道，“如果将助理法官的职位授与一位公证人，就会使其他显贵感到厌恶，公证人在这里乃是出身卑微的人，他们不是来自显贵之家，而全都当过书记。”我上面谈到的六位优秀公民随便就决定了必须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但当问题关系到哪些人将成为显贵，在他们之间确立什么先后顺序时，他们便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窘境。在这种问题上，他们只是谦卑地表示疑问；他们说，他们担心“会给他们的几位同胞造成过大的痛苦”。
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16世纪，我刚才提到的行会大多数就已存在；但其成员在处理好他们各自联合会的事务以外，不断地与所有其他居民相聚，以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在18世纪，他们差不多完全闭关自守；因为有关市政生活的活动已渐稀少，并且全由受委托人代理。因此，每一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一词，这是我们为了自己使用而编造出来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不隶属任何团体而敢自行其是的个人；但是法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而每个团体只顾自己。这就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它为我们熟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准备。
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所有这些彼此隔离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而且，谁要是探究他们的思想，谁就会发现，把如此相同的人隔离开来的那些小障碍物，在他们本人看来也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常理，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已经向往统一。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我刚描述了在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现在我要再探讨一下如此危险、如此奇怪的疾病的根源，并说明与之俱来的还有多少种其他弊病。
假如英国人从中世纪开始，便像我们一样完全丧失了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而出的地方独立，那么组成英国贵族的各个不同阶级很可能就会互相分离，犹如在法国和不同程度上在欧洲各处所发生的那样，而且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
但是自由迫使他们始终相互往来，以便必要时取得一致。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在其野心驱使下，必要时竟能与下属打成一片，假装将他们当作同侪。前面援引的阿瑟·扬，他的书是现存有关旧法国的最有教益的著作之一，他讲到有一天在农村，他来到利昂古尔公爵家，表示想和附近几个最能干最富裕的种田人了解些情况。公爵便叫管家把他们找来。这位英国人对此发表议论说：“在英国领主家，可以请三四个庄稼汉来和主人全家一起吃饭，并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当中。这种事我在英国至少见到过一百次。可是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这种事哪里也寻不到。”
确实，从天性来说，英国贵族比法国贵族更加傲慢，更不善于与所有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贵族处境迫使他们有所收敛。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什么都能做。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除了有利于贫苦阶级而陆续推行的纳税不平等外，其他捐税不平等已不复存在。请思考一下，不同的政治原则能将如此邻近的两个民族引向何方！18世纪在英国享有捐税特权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
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