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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接着飞往色基姆（Serkhim），那里连夜为他开辟了直升飞机降落点。在那里，他见到普拉沙德。第二天，即十月六日，他向陆军总部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反映了他从普拉沙德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或许也反映了乌姆拉欧·辛格在提斯浦尔带警告口吻向他强调指出的问题。电报里他强调面临的困难。他报告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增兵很多，显然配有大炮、重迫击炮和中型机枪，“他们还拥有无后座力炮和自动步枪以及其他危险的 ＇ 注：选用这个形容词暴露了考尔的老底。对作战的士兵来说，“危险的”武器只是那些保险拴有毛病的武器。 ＇ 武器”。目前看来，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那个中国营的后面，有一个团作为后盾。不过，考尔说，他正根据这一情况加速集结印度部队，并答应在十月十日开始里窝那作战行动。他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机智克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是他警告说，中国部队是有可能击溃印度部队的。因此他建议空军应保持戒备状态，以便必要时能迅速地在空中展开攻势进行支援，以挽回局势。
乌姆拉欧·辛格曾在他的意见书中提出，如果到那时能集中足够的给养，才可于十月十日开始行动。现在考尔却在没有所规定的补给基地的情况下，把十月十日这个日期定为开始行动的限期。考尔答应在四天内开始赶走中国人的作战行动，所以时间一刻也不能放松。在克节朗河附近，没有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唯一平坦和没有障碍的地区是处于中国的那一边。因此，十月六日一早考尔一行前往多拉哨所时，只能步行翻过哈东山口。考尔走得很急，超过他体力所能支持的程度——他并不比他的士兵们更能适应这样高的地势。有一段路他让一个健壮的西藏脚夫背着他爬上山口。许多士兵也是很吃力地爬上这条山路，他们看到他们的军长骑在人背上从身边过去。
十月七日午后不久考尔到达多拉哨所，然后把剩下来的时间全用来研究地形。地形是不可能鼓舞人心的。克节朗河仍然是水深流急，河谷里丛林密布，部队离开小道就很难运动，能够开展火力的射界也很有限。在印度一边，从河边开始，地势逐渐升高，约达五百码左右，然后陡然直上哈东山脊，山脊高于河床约四千英尺。章多的空投区位于该山脊的顶峰。在北部中国占有的一边，徐徐升高的地方更窄，上升到险峻的塔格拉山脊的地势更陡，大部分地方几乎是悬崖峭壁。不过河的北岸有一处通向一个平坦的牧场，长约一千码，然后升高到一个叫僧崇的山头。这个山头可控制并可从侧翼迂回多拉哨所正对面的中国阵地。所以占领僧崇是达尔维最初的进攻方案中的第一阶段目标。
印度的阵地和交通线是在中国部队的控制之下。中国部队除使用步兵以及挖掘和清除树木的工具外，还有不少民工协助。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间有交通壕并组成了难以接近的火力网。然而印度部队却连挖掘工具和斧子都很少，不能很有效地挖掘工事。他们企图用挖掘工具和铁铲砍伐树木，遭到了中国部队的嘲笑。
十月七日晚上，考尔巡视现场后，又给新德里发了电报。他的电报很不寻常，电报是绕过正常的途径直接发给陆军总部的，只抄送东部军区。不仅如此，电报长得要命，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甚至如谈轶闻趣事一般，象是从前线写给家中一位疼爱自己的叔叔的信件，而不大象一份军事电报。电报是由考尔口授给随从军官的，当随从军官累得记不下去时，就口授给达尔维准将。达尔维后来说，“记录员的差使安在心烦意乱的老资格的准将身上，可有点不大相称。”电报由通讯兵送往伦坡；从伦坡再用电话口传到一个无线电站，然后译成密码，经由提斯浦尔发往新德里。考尔的电报太长，有时要发上八个钟头，堵住了无线电路，使其他电报都发不成。即使是最优先拍发，考尔从克节朗河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也要三天后才到达新德里。
考尔在十月七日的电报中叙述了他所面临的困难。他现在才说，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兵力已增至一个团；印度部队的供应情况濒于绝境，印军所有的弹药仍然只限于装在子弹带里的那些（每人五十发），从那天开始不得不扣紧口粮定量；冬衣也缺乏，三个营中有两个营穿着夏天的军衣，每人只有一条毯子，而当晚要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露宿（考尔没有说明这是他自己的命令所造成的结果）。自从印军进驻克节朗河以来，部队所报回的情况一直是这样说的，考尔这时也无非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加以描述而已，所不同的是自从他命令第七旅的其余部分进驻该地以后，局势更形危急。然而，他在电报中接着写道：
虽然有这一切困难，我正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步骤来执行政府和你＇指塔帕尔将军＇给我的命令。但是我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能够获胜，但中国部队势必进行有力的反击……把我们从已夺到的阵地上赶走。我没有力量对付这种威胁。鉴于这一地区的作战行动的重要意义，我建议现在就集结陆军和空军所有的力量，以便于恢复有利于我方的形势。
考尔说，他自己要与第七旅呆在一起，直到整个作战行动结束为止。
考尔原来认为中国不会还击，因此，他自告奋勇去指挥的作战行动将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现在这种信念显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下级所作的关于中国阵地上的兵力、武器威力以及对方增援的方便条件等方面的报告，他再也不能视为怕打仗的军官们的夸张说法而置之不理了。他可以亲眼看到他自己所描述的全部情况，因为中国部队并没有企图隐蔽自己的武器和兵力。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要照样进行里窝那作战行动，而且要按照他原定的日期，即十月十日，开始行动。他将命令第七旅去进攻的敌人，在人数上至少与印度方面相等，又可以很快得到增援；武器配备上要强得多，而且占有巩固的防御阵地。而他却要他的这个旅在取得当时要发动进攻所必需的火力支援、弹药和后备给养之前就发动进攻。这就象是要手中没有拿着弹弓的大卫去打戈里阿斯 ＇ 译者注：大卫（David）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传说他当国王前，曾用弹弓和石块杀死腓力斯坦（Philistine）国的巨人戈里阿斯（Goliath）。 ＇ ，或者象是第七旅的冲锋 ＇ 译者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向俄国的炮兵阵地发起冲锋，因指挥错误，造成重大伤亡。后来英国诗人泰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写了《轻骑兵旅的冲锋》一诗。作者在此处把印军第七旅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比作轻骑兵旅的冲锋。 ＇ 。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考尔发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两次警告新德里说，他固然担保作战行动开始时能够取胜，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挡反攻的后备力量，所以要求“集结陆军和空军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势。（没有谁比他这位参谋局长更清楚：陆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集结，至少附近没有什么兵力可以用以扭转克节朗河地区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了解：空军的战术支援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不起什么作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作出反应——考尔似乎仍然寄托希望于他们不会这样做——印度部队初步向前推进后被击溃或赶回，那么他就可以说，他事先已警告过新德里可能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而且具体建议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那么过错在于陆军总部和政府，而不在于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尔接到陆军总部转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总领事的情报员告诉他：在塔格拉后面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边，看到有一个师规模的重迫击炮和大炮在集结，中国部队正在谈论进攻达旺。这个情报未加任何评语就转到克节朗河考尔的指挥部，丝毫没有说明情报局、参谋局或政府对这个情报是否重视。如果说考尔为了备案起见在两头押了宝以便在发生灾难时推诿责任，那么新德里的军政官员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假如中国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击炮进攻达旺，考尔怎么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没有提醒过他。从拉萨来的报告没有附任何评语，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关人士这时象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意志甚至连头脑都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