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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当巴基斯坦真的“悬崖勒马”，改变了它的敌对立场后，北京立即作出反应。从解决边界问题起，接着双方签订了其他互利的协定，诸如允许巴航飞机在中国降落等，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中国又给予巴基斯坦经济和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直到中印争端发展后期，中国才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展开全面的谴责。一九五九年中，《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叛乱和尼赫鲁的哲学》 ＇ 译者注：应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 语调上还是遗憾多于愤怒，好象有不得已的苦衷。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才发表了《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但在发表这两篇文章之间，中国致印度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最后警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北京反复重申“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坚持说边界问题本质上是个不太重要而且是带暂时性的问题。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改变了对华政策，同意全面谈判边界问题，或只是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当时不会作出反应，促使中印关系和缓下来的。
中国对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的猛轰，主要并不是为了伤害尼赫鲁本人或印度，因为这是另一场战斗中的猛烈交火，而印度恰好是在火力线之内。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事实上几乎一开始，中印边界争端就同中苏争吵交织在一起，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激化。正如以后中国所说的，“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他们追溯苏联政策的发展是从假中立真包庇印度走到联合美国公开支持印度。
一九五五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印度进行热情洋溢的访问，大张旗鼓地表明了俄国急于同印度友好和争取印度人民，同年，俄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计划已经有了小规模的开端。这是苏联政府新的政策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是尽可能地争取新独立国家的支持，不管根据列宁主义的准则，这些国家是由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帝国主义的走狗所统治。中国在六十年代也执行了差不多同样的政策；中国以后批评赫鲁晓夫支持新独立世界中的反共政权，看来只是两国关系恶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和算旧账的表现。根据中国的看法，认为苏联不顾日益增长的中印敌对行为，在中印争吵上开始偏袒尼赫鲁，并继续援助印度，除经济之外，还给予军事设备的援助，这样就使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两者混合在一起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朗久事件发生后，边界问题就公开化了，并孕育着使用武力甚至爆发战争的可能。印度把朗久事件说成是中国无端侵略的结果，自然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不仅印度大加利用，而且西方世界也就此大做文章。西方一向认为印度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是愚蠢的，是倒行逆施的，现在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好象是中国恩将仇报，反咬了尼赫鲁一口。在苏联看来，事情发生的时刻是再坏不过了。当时赫鲁晓夫正准备去美国作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他打算把他最近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世界形势及其政治前景的新论点付诸实施。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说可以把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消灭掉，也可以不经过战争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整个夏季，一直有目的地设法同美国取得和解。八月份公布了他将赴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看来他的企图将大功告成。
联系到上述情况，朗久事件对苏联外交起了破坏的作用。根据印度的说法，这自然毫无疑问地是中国蓄意挑起的无端侵略的事例。中国关于冲突的说法则置之不顾。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承认印度曾对朗久这个地方的边界线加以修改，因为“这条线不好”，但尼赫鲁这句话的含意也完全被忽视了。西方观察家早就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好战的、霸道的强国，他们据此来解释朗久事件，从而肯定了他们自己的成见。西方那些反对美苏和解的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对印度进行突然袭击，暴露了国际共产主义不可信任和侵略成性的真面目。他们把喜马拉雅山上的一点点星火看成一场燎原大火，烘托出同共产党国家谋求和平共处的风险。苏联人认为这样就会使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那一套表白显得是虚伪的。
看来中国曾意识到朗久事件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九月六日，中国方面按照自己的看法把事件的背景通知了苏联驻北京的代办；说朗久事件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发生的，而且根据中国边防部队的报告，是印度人首先开枪的。看来，这些解释并不能使俄国人信服。三天后，苏联代办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俄国政府拟公布的对朗久事件的官方声明的文稿。中国方面劝说他们不要发表这个声明，并把周恩来九月八日致尼赫鲁信件的副本交给该代办。这是一份阐明中国立场措辞尖锐的文件，其中指出印度军队“越境挑衅”是造成朗久武装冲突的原因。九月九日中国再次要求俄国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但当天晚上塔斯社还是发表了该声明。
从表面上看，塔斯社声明对谁都没有伤害。该声明说苏联“领导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对有人（指西方报刊）利用它离间两个亚洲大国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感到惋惜。苏联领导人相信，“两国政府会……解决所产生的误会”。
尽管这个声明讲的是一些陈腔滥调，但它却很重要。它受到普遍的欣赏，特别是在印度。尼赫鲁向人民院说，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比较不偏袒的观点”。北京的反应，虽然当时有所克制，但看来是强烈的。以后中国人说，莫斯科“摆出一付中立的面孔”，“不问是非曲直”，仅就朗久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这样俄国人就把共产主义世界的内部分歧宣扬出去。他们这样做是不听中国的劝告，对“中国关于事实真相所作的反复说明置若罔闻”，一心想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向美帝国主义献礼”。《人民日报》说，“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
十月，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从戴维营来到北京，北京领导人试图向他说明朗久事件的经过，指出地点是发生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挑衅来自印度方面。但据中国人讲，赫鲁晓夫根本“不愿意了解边界问题的真相，不愿意了解谁是挑衅者，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
在中印争执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使之感到烦恼和受到损害的双重困难。第一，中国人有个“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的问题。我用“信用差距”这个名词，并不是为了婉转地说中国人说谎，而是要说明人们面对着中印双方提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时，几乎普遍倾向于认为印度的说法是正确的。（不仅西方世界如此；世界上多数的共产党也都追随苏联之后接受了印度的说法。例如有一个与赫鲁晓夫同时在北京访问的波兰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后曾对人表示过，中国是因为它自己被排斥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之外，才故意“向印度挑起”两次边界事件的。）第二，由于印度在大小战斗中都输得很惨，人们一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冲突不可能是由印度挑起的。
中俄两方在理论上的分歧的核心是：战争是不可避免呢，还是可以避免的？战争是能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还是由于核战争的危险而必需永远避免呢？因此双方在引经据典的争论中，也都以朗久冲突的含义来支持各自的立场。赫鲁晓夫在北京直接了当地反对以战争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他说：“不论共产党人的力量多么强大，都绝对不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使用武力。”中国认为这是对中国在朗久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又一次不指名的斥责。赫鲁晓夫回国后，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报告中，仍然坚持他对中印争端的中立态度。他在听了北京的解释之后，明知中国对俄国所持中立态度是如何气愤，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