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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也赞成对中国采取进攻姿态，这从前进政策指示拟定以前，他署理参谋局长时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议：“中国采取了一步步西进侵入拉达克边境的政策。制止中国这种政策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时地给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出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考尔的进攻思想，看来是从前进政策指令中删去集结兵力阶段的最可能的原因。
梅农在这个时候（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也主张要陆军采取更积极的对付中国的方针。这时印度即将举行大选，印度政治舞台上的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对政府的指责就格外尖锐、格外响亮，而政府也更加敏感。文职官员同陆军勾心斗角已进行了一年半之久，这些因素的出现，使他们更感到有燃眉之急。文职人员深信，中国军队在遇到人数很少而且只携带轻武器的印度军队的前进侦察时，也是会退让的。因此他们就不理采军人们从战术方面提出的反对意见。陆军根据自己的情报所做出的估计，认为印度如采取任何行动侵犯中国所占有的有争议的西部地区，中国军队必会做出强烈的反应；此外，也不能根据敌人不会做出反应的假定来制定军事计划，这是一条战争的根本原则——也是常识的根本原则。当蒂迈雅还是陆军参谋长时，军人们的抵抗是不能压服的，因为如果迫他过甚，他就可能直接找到总理甚或提出辞职。但从一九六一年年中开始，陆军总部中同文职官员打交道的那班人，要末就是赞成政治的因素将阻止中国作出强烈反应的那种假定，要末就是随大流的。塔帕尔本人并不抱上述见解，然而他多次提出的不能排除中国会采取报复行动的警告，只是为了备案，而从来没有真正坚持过。说话算数的人是考尔。一九六一年中，抱有同文职官员相同想法和态度的军人担任了关键职位。文职人员同军人之间的有关政策的直接斗争，就以前进政策占上风而告终。代之而起的是陆军总部与下属各单位之间的斗争，但军事纪律使得在这场斗争中赢得胜利的只能是陆军总部。
在印度政府草拟其前进政策指令的同一天，中国对印军从碟穆绰克向前推进一事提出了抗议。中国照会说：“中国政府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地区的节节进逼。并且不能不感到印度方面的这种行动，是要制造新的纠纷，并且要以武力来实现其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扩张。”如果中国边防部队没有奉命避免冲突，印度的“粗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可能已经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中国政府有必要指出，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新德里在答复中，坚持说印度哨兵是在本国领土内巡逻，并拒绝了中国的抗议，说它是对印度内政的无端干涉。
印度认为它所主张的一切领土，事实上都是印度的领土，中国对印军在那里所采取的行动无权指责。北京在另一件照会中，指出了印度这种说法的含义。中国说，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应用到边界的东段（中国认为该段的真正边界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而所谓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驻到从喜马拉雅山脊一直到在南麓的广大地区”。客观地说，这个论点是公平合理的。全部中印边界都是有争议的。既然印度拒绝中国屡次提出的双方维持原状的建议，而又在有争议的地区的一段继续不断地向中国占有的领土推进，那么，如果中国在另一段也同样向印度占有的领土开始巡逻和设立哨所，印度也就没有提出指责的正当理由。
但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早已失去了客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论点不是合乎逻辑的论点，而是进行不断侵略的威胁。在印度看来，根本不存在边界争执。尼赫鲁在几个月以前对议会解释说：“照我们的想法，边境上的纠纷完全不是一场争执，也许这是用词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争执。当我们为某桩事争论时，这是一场争执。但是我的论点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就不是一场争执。就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正常的争执，而是对我国的领土提出的一种要求——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深信它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对中国关于形势发展的逻辑的见解，可以置若罔闻，对中国多次的警告，可以斥为侵略者的威胁而不予理睬——由于印度深信中国的警告是虚声恫吓，就更可以轻易抹杀中国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谈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国发生对撞的道路。随着前进政策的执行，总要碰到相撞点。但印度仍然深信在这场巨大的“胆量比赛”（Game of Chicken）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将是中国。
一九六一年末的前进政策指令，并不是印度当时在领土问题上准备采取单方面有力行动的唯一表现。此外还有一个果阿问题。一九四七年英国离开了次大陆。法国在一九五四年交出了它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一小块殖民地。但葡萄牙仍留在果阿及各葡属飞地（enclaves）——这些领土都在西海岸，从十六世纪初叶起就属于葡萄牙。印度的外交压力未能使葡萄牙放弃果阿，葡萄牙当然也从来没有想让果阿人独立。一九五五年，印度企图以他们对英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强行解决。一批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越过边界进入果阿；但当葡萄牙警察看到人数太多，捕不胜捕的时候，他们就开了枪，打死了几个人，打伤了许多人。之后，印度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但葡萄牙还是留在果阿。一九五五年的开枪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众愤慨逐渐平息下去，到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仍留在果阿的事实，虽然令人感到痛心，但并不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印度政府说过要把果阿并入印度，但好象同时也说过不使用武力实现上述目的，而且在这方面，印度政府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压力。
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选前夕，印度政府由于被人指责为屈从于中国而感到恼火，很想采取军事行动以表示其决心。前进政策还造不成戏剧性的结果（总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从各方面因素来考虑，在果阿这个行动舞台上收效会更大。十月，亚非国家讨论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的座谈会在新德里召开，代表们向参加座谈会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人宣称非暴力是更为崇高的事业。这就引起别人的反驳。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回忆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遭到屠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讲到，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想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座谈会结束后，他就马上在孟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说：“重新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进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鲁宣称印度已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报刊——它们在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讲什么葡萄牙正在屠杀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要来得紧迫”。接着果阿边境事件就开始发生了；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军队开往果阿边境，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印度把大约一个师的兵力摆在果阿周围，待命进攻，接着更严重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直到葡萄牙当局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将其边境哨所后撤，情况才有所缓和。
看来尼赫鲁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入侵果阿，他当时的确还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尼赫鲁感到十分苦恼，再度陷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在他的性格中是极为突出的。他听任